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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利奇已經有40年沒有在密西西比生活了。現在他是一個紐約人，沉溺於最成功的南方人很快能適應的甜蜜的都市生活：光顧更好的餐館，知道所有招待領班的名字，居住在東區的一座豪華大公寓裏。在紐約東區，正是主張種族隔離的紐約的地主們，已經把種族隔離訓練成為一種優美、文雅的藝術。卡特利奇的第二次婚姻，娶了一個他九年前在舊金山的一次編輯大會上認識的富有、有吸引力的新奧爾良寡婦，這次婚姻是幸福的。他現在一年掙十萬美元，有一個廣泛而有趣的朋友圈。他不是一個大名人，而且他也不希望成為大名人，寧願在公司範圍內起作用，但他的名字在美國的每個新聞編輯部裏都是人盡皆知的，他得到了紐約和華盛頓最有權力的政治家的尊敬和某種程度的敬畏。65歲時，在達到這個年齡之前，他就實現了他年輕時最奇異的夢想，而且在這個環境惡劣的城市，這個被他一位從密西西比遷過來的年輕朋友——威利·莫裏斯稱為“大洞”的地方，他已找到了歸屬感。

但在感情上，卡特利奇仍然是個南方人。喝酒時他說的話仍然帶有濃重的南方口音。每當深夜他會想起在南方的日子，竟然達到了多愁善感的程度，甚至有點天真浪漫。他還記得那個農場，他交過的黑人和白人朋友。那個農場在密西西比中部的紅土丘鄉下，在奈斯霍巴縣，是按一個印第安人部落取名的，但現在這個地方之所以更為知名，是因為1964年在這個地方，在一條偏僻的鄉村道路上，有三個年輕的民權工作者——邁克爾·施沃納、安德魯·古德曼、詹姆斯·錢尼——在一次三K黨的密謀中被一個個地殺害了。按中央情報局的說法，這次密謀牽涉到奈斯霍巴縣的首席副治安官。

卡特利奇孩提時所知道的南方同他現在在他的報紙上讀到的南方很少有相似之處——正如他不願承認的，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新聞界的過錯。記者們專注於一個個孤立的事件，正在進行中的對抗，合適出版的新聞。他們把歷史的視角留給了別人，他們把這些地方的愉快方面留給了那些還沒有遇到混亂和新聞報道的人的記憶裏。這些人像卡特利奇一樣，他們的南方已經不復存在了。他們現在之所以想起南方，只是因一個熟悉的詞“奈斯霍巴”突然從報紙上跳到他的眼前，喚起了他的記憶，或者刊登了一個事實或一個名字同他頭腦裏的密西西比有關。

例如，這天早晨的《紐約時報》刊登了漢森·鮑德溫的一篇軍事文章，提到內森·貝德福德·福裏斯特將軍。福裏斯特是南方邦聯軍的一個騎兵軍官，1865年拼命保衛塞爾馬，抵禦9000名進行掠奪的聯邦士兵的入侵，包括一群黑人。盡管福裏斯特失敗了，但他在南方腹地仍然受到尊敬，是成千上萬南方小夥子心目中的英雄之一。他們的英雄還有詹姆斯·G.克拉克，他在1965年是塞爾馬縣治安官，是該縣種族隔離的象征。

特納·卡特利奇的外祖父詹姆斯·特納，是福裏斯特麾下的騎兵。為當上福裏斯特的騎兵，一個有抱負的人必須有一匹馬、一個馬鞍、一把馬刀，必須貢獻出兩大塊熏肉。這些詹姆斯·特納都有，他迫不及待地加入了福裏斯特的軍隊，投入了密西西比州和田納西州的戰鬥，打擊聯邦軍士兵，而聯邦軍士兵的行列裏可能就有哈裏森·索爾茲伯裏的祖父。如果是這樣的，那麽《紐約時報》工作人員中的這兩位祖先一定處於民權戰爭的兩個對立面——由於《紐約時報》編輯部本身發生分裂，《紐約時報》有兩個人退出了報社，去參加邦聯軍。然而，《紐約時報》的業主，保持著模棱兩可的態度。他不擁護奴隸制，但也不激烈地反對它。他叫亨利·賈維斯·雷蒙德，他和35年後買下《紐約時報》的阿道夫·奧克斯有許多共同之處——雷蒙德像奧克斯一樣，想敞開所有大門，在公開發表意見方面不想陷得太深。正如雷蒙德所寫的：“世界上很少事情是值得生氣的，如果有的話，也恰恰是那些即使生氣也無法解決的事情。”

亨利·賈維斯·雷蒙德，1820年出生於紐約州北部的一個農場，畢業於佛蒙特大學，是一個政治家。雷蒙德曾為霍勒斯·格裏利的《論壇報》和其他報紙幹過記者和編輯工作，但政治生活對他更有誘惑力，1850年他成了紐約州的一名眾議員，輝格黨的議員。但雷蒙德1851年得知他以前的雇主格裏利上一年營利六萬美元後，便也很快重新考慮了新聞業的好處。他和格裏利的《論壇報》另一位曾經的雇員、已經成了奧爾巴尼成功的小銀行家的喬治·瓊斯一起，開始向那些像他一樣有辦報熱情的人募集資金。他們打算辦一個政治上保守的、口味上溫和的報紙。雷蒙德認為，紐約的經濟在繁榮，人口也在急劇增長，在紐約這樣的報紙是有市場的，其他報紙要麽太社會主義了，要麽太愛傳播醜聞了。盡管教會仍然聳立在城市的屋頂上，盡管紐約的50萬人口大都集中在曼哈頓，第十四街上還是半鄉村的，在離現在的時報廣場不遠的地方還有農場，不時還能見到野生動物，但港口已經擠滿了大航船，卸下了貨物，也卸下了來自愛爾蘭和德國成千上萬的移民，其中有未來的消費者和警察，以及奧克斯的父母。籌措七萬美元開辦《紐約時報》對亨利·雷蒙德和喬治·瓊斯來說是相對容易的，《紐約時報》於1851年底開始出版，很快就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