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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後，《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又訪問了塞爾馬。這個城鎮似乎平靜下來。來自北方的同情者來了又走了——就像他們一百年前來到塞爾馬又走了一樣，現在塞爾馬的黑人和白人仍然是支離破碎，生活並沒有更好一些，行軍者和記者又到南方別的地方去制造新聞了——最終，那些曾渴望來到塞爾馬的北方白人並不反對發生在自己家門口的不平等。

特納·卡特利奇喜歡報道這方面的新聞，他給《紐約時報》的這些記者發了一個祝賀的便條，但卡特利奇感情太外露的舉動是不謹慎的。他也許顯得對南方太偏袒了，作為一個編輯太不客觀了，也許還太愚蠢了——就像福克納在他晚年表現的那樣。當時福克納在給各個報紙的公開聲明和信件中極力維護南方，而全國的輿論卻對頑固不化的南方白人不認可。編輯們通常不加評論地發表了福克納的信件，但全國的社論文章作者並不斥責福克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他們原本是可以進行這樣的譴責的。福克納仍然是一個頗受贊揚的人，這樣的人到了一定年紀，幹了蠢事也不會公開出醜，仍然有可能並且也的確得到了新聞界最大的恭維。福克納是一個得到這種尊敬的人。前總統杜魯門也是這樣。他在種族問題上比福克納大膽得多，因此有可能關照他在《紐約時報》的女婿，或者至少一些《紐約時報》記者認為他是這樣的。雖然《紐約時報》的記者曾經期待在杜魯門頻繁光顧紐約期間參與他的慣例清晨散步和冗長的討論，但這個任務在杜魯門晚年逐漸失去了其魅力，因為種族融合問題變得越來越緊張，也因為他開始顯露出偏執的跡象。記者們必須要報道這種偏執，即使他們可以想象得出來這些披露將會給克利夫頓·丹尼爾帶來怎樣的失望。《紐約時報》的記者不應該對此有所擔心。丹尼爾畢竟就是個硬心腸的新聞人，他在澤比倫的父親用了大半輩子“黑鬼”這個稱呼，而且當30年代的北卡羅來納大學曾舉行一場學生運動來承認黑人的合法權益時，克利夫頓·丹尼爾當時雖然是一位校園領袖，卻沒有參與其中。

美國一位前總統在20世紀60年代的種族評論，在《紐約時報》從不會受到漫不經心的對待。《紐約時報》願意盡可能地保護共和國的元老們，編輯部會過分關心涉及有爭議的杜魯門主義的報道——例如，杜魯門說，盡管黑人靜坐示威可以成為重要新聞報道，但如果有人試圖在他的店裏這樣做的話，他會把他們踢出去；再如，他說塞爾馬抗議示威是“愚蠢的”，說馬丁·路德·金是個“制造麻煩者”，並為此贏得了塞爾馬縣治安官詹姆斯·克拉克的一封感謝電報；又如，杜魯門聲稱，種族通婚有悖於《聖經》的教義。後一種看法，沒有引起《紐約時報》編輯部的反駁。這是杜魯門沿公園大道散步時說的話，當時一位不是《紐約時報》的記者，問這位前總統，他是否認為種族通婚會在美國蔓延開來。

“我希望不會，”杜魯門說，“我認為不會這樣的。有個很長的詞怎麽說來著？混種（miscegenation）？”杜魯門繼續走著，揮舞著他的手杖，然後轉向記者問道：“你會讓你的女兒嫁給一個黑人嗎？”當記者回答說他會讓他的女兒嫁給一個她所愛的人時，杜魯門說：“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又說，“是的，她不應愛一個和她膚色不一樣的人。你會挑選那個和她一起出門的人。我這樣做了。我的女兒嫁的人就很合適。”

第二天早晨，所有這些言論都刊登在《紐約時報》內頁一個小標題之下。這個報道在第二段裏也提到，杜魯門一直“在其他方面提倡種族融合”，還提到瑪格麗特·杜魯門嫁給的“合適的人”是《紐約時報》的克利夫頓·丹尼爾。

有人向卡特利奇問起他對“混種”的觀點，有時發生在他外出旅行時，他回答說這個題目根本不是他眼下主要關心的事情。他以一種戲謔的自信口氣說，他關心的是自己的女兒想嫁給一個他並不喜歡的白種男人（她的確嫁給了那個男人，現在離婚了）。特納·卡特利奇，沒等發問就會預見到問題所在，從而避免輕率。他把民權運動的所有方面都視為極為重要的，以致不會和那些老是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他的人嚴肅地討論。甚至在報社裏，卡特利奇也極力保留自己私下的想法，有時會幽默地避開一個尖銳的問題，有時像是漠不關心——就像他在這天下午做的那樣，坐在會議室裏聽兩個年輕的南方人丹尼爾和西頓用文雅的聲音討論密西西比最近發生的暴行。一直聽到這一天的會議結束，丹尼爾對準備離去的編輯們說：“謝謝，先生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