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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紐約時報》是曼哈頓市區的一座灰褐色建築物裏由幾十個職員進行印刷和生產的。它的第一期是一種四版報紙，有小單欄標題，超然和冷靜地報道新聞，這種態度直到下個世紀一直是這家報紙的特點。第一期專題報道了來自歐洲的消息，其中大多數都挖自倫敦更有影響的雜志，以及來自全國的新聞——如賓夕法尼亞蘭開斯特的一次逃亡的奴隸暴動——和幾個短短的涉及地方利益的消息，例如：

周二半夜，第四巡邏區警官柯爾特於麥迪遜街發現一名35歲的不知名女子，該女子當時躺在街上，跡象表明她剛經歷震顫性譫妄發作，似乎已經死亡。一輛運貨馬車將這位可憐的女子運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她似乎有所蘇醒，但仍處於醉酒狀態中，因此被安置於女子部的一個單間牢房，並在兩個小時之後死亡。昨天早上驗屍官對遺體進行了檢驗，陪審團給出了“中風發作死亡”的判決。

《紐約時報》的發行量在兩周之內達到了1萬份，一年內達到了2.6萬份，到1857年達到了4萬份。內戰的爆發，幾乎對所有報紙都一樣，也加速了《紐約時報》的成長，使其到1861年發行量達到了7.5萬份。這場戰爭還大大增強了讀者對新近發生的消息的興趣，加快了報紙搜集消息的速度，迫使像《紐約時報》這樣的報紙不僅僅是一周有六天出版，連星期天也出版。《紐約時報》的第一個星期天版出現在1861年春天，是在該報創辦十年後，在對薩姆特港進攻十天後。

在許多方面，對內戰的采訪比《紐約時報》後來的戰地記者承擔的任務更困難、更危險。在這一時期，在出現新聞通報和總部簡報——以及信用差距——之前，記者們經常只寫他們親眼看到的事情。當然，這些眼見為實的敘述通常只是表達一種非常有限的對戰爭的看法，但偶爾它們也能揭露一些事。對《紐約時報》讀者來說，甚至在林肯總統正式承認之前，他們也經常能夠獲得重要的戰爭消息。

邦聯軍在田納西州富蘭克林失敗的消息，在戰務部承認這次失敗之前四天就刊登在《紐約時報》上了。《紐約時報》還過早地透露了舍曼[注：威廉·特庫姆塞·舍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又譯謝爾曼，1820—1891），美國內戰中的北方將領。以火燒亞特蘭大和著名的向大海進軍戰略獲得“魔鬼將軍”的綽號而聞名於世，曾與尤利塞斯·S.格蘭特將軍制訂“東西戰線協同作戰”計劃。]從亞特蘭大向海邊進軍的消息，這個獨家新聞本來會給北方造成災難性後果的，因為《紐約時報》在南方的發行馬車不比舍曼的軍隊慢。一天晚上，格蘭特和米德將軍在帳篷裏私下談話，他們聽到叢林裏有聲響，派人去偵察，原來是《紐約時報》的一個人正俯臥在那裏寫筆記。雷蒙德帶著《紐約時報》華盛頓分社的一個助手親自采訪了巴爾蘭的第一次戰鬥，從頭到尾觀看了這場戰鬥，深信北方很容易取勝，進軍到裏士滿。發出了表明這一看法的快件後，雷蒙德回到戰場上發現，聯邦軍隊已經被擊退了。他馬上重寫了他的報道，並把它送到華盛頓準備發出，但聯邦的一個書報審查官截住了它。這次體驗之後亨利·雷蒙德離開了戰爭報道，回到了他應該待的地方——紐約。

盡管亨利·雷蒙德是林肯的一個私人朋友——他是使林肯再次當選總統的競選班子領導人之一，在編輯《紐約時報》期間他對政治仍然是積極的，甚至有時會忽視《紐約時報》——但《紐約時報》對這場戰爭的報道卻是盡可能客觀的，北方的一些讀者甚至譴責它是親南方的。《紐約時報》在查爾斯頓的一個有爭議的記者，赫伯特·馬修斯和哈裏森·索爾茲伯裏的一位精神之父，在信件中老是被斥責為一個“主張脫離聯邦者”和反叛宣傳家。

但是，有一次他在實地報道對薩姆特港的炮轟時被抓獲了，被南方當作聯邦間諜而逮捕，所有這些斥責就突然停止了。他在監獄裏待了一兩天後就被釋放了，提出坐下一班火車向北去，獄警沒收了他的手表和錢包。

1863年夏天，在征兵暴亂期間，時報大樓本身也受到了紐約一次暴亂的威脅。當時憤怒的抗議征兵的年輕人焚燒房屋，破壞商店，襲擊警察。除了其他業主之外，亨利·雷蒙德也譴責這次抗議行動，主張恢復法律與秩序。他在《紐約時報》上寫道：“即使兵役法在明天被廢除，現在盛行的暴民精神仍然也不會有什麽不同。它出自於獨立於這個法案或任何法律之外的根源——出自於對那些日子過得更好的人的惡毒仇恨，出自於對掠奪的渴望，出自於騷亂的偏好，出自於對一個不同種族的野蠻的仇視，出自於支持南方反叛者注定失敗的命運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