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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下午稍晚些時候，加斯特開始清理他的辦公桌。這間房在卡特利奇的內套房裏，所以沒人注意到。他先把一大沓文件和信件塞進牛皮紙夾裏，然後寫了一份臨別留言，分別給新聞服務部的秘書和報社送稿生的領班——1917年就來報社的現已白發蒼蒼的斯蒂芬·莫蘭。加斯特把這些條子放到外面的一個筐子裏後，穿上他的灰呢外套，腋下夾著牛皮紙夾，乘電梯下了樓。經過門房時，他沖著那幾個在周末總是很顯眼的門衛點點頭。然後他最後一次推開了時報大樓的旋轉門。出來後，加斯特毫無憾意，招手叫了一輛出租車。

在隨後一周裏，其他管理者意識到加斯特已經一去不返了，於是卡特利奇、伯恩斯坦、索爾茲伯裏，還有其他人便紛紛給他寄去便箋和書信，但加斯特概不回復。龐奇·蘇茲貝格辦公室打電話邀請他出席一個管理者午餐會，但加斯特猜想那是一個要裝出笑容的告別儀式，為的是拍張照片登在《時報閑談》上，於是就以另有要事為由拒絕了邀請。

當然，龐奇·蘇茲貝格肯定意識到了在趕走祖父雇來的人時自己所處的尷尬處境，他也認識到職員的士氣低落了。揚克洛維奇公司的報告完成以後，提出的報告結果都是蘇茲貝格以前察覺到的，看完報告後，他解釋說：“它只是揭我們的瘡疤而已。”他還說已開始實施幾項計劃，希望以此改善人事關系，而且借助於現代技術，或許可以恢復以往的某種精神。

1967年初冬，《紐約時報》的每一位員工都收到一個設計精美的藍色卡紙袋，裏面裝有業主的一封信，一份詳細列舉員工福利和健康計劃、設備和服務的小冊子，另外還有一份由記者邁耶·伯格寫的《紐約時報》簡明歷史。1959年這位記者去世時，曾激起了也許是整個大樓最後的充滿感情和共識的悼念高潮。

伯格在世時，報社的每個人——印刷工、辦事員、電話接線員、食堂裏的廚師——都認識他，尊敬他。當他60歲突發心臟病去世後，似乎標志著《紐約時報》某種特殊的東西的終結，從而引起了職員的懷舊反應。一位資深記者受命撰寫伯格的訃告，卻發現它太難寫了。很多員工，包括文字編輯，因為牛欄不把這個訃告登在頭版而咒罵它。一位女士在一個水杯裏插上了一束玫瑰花，把它放在伯格在前排的桌子上，直到鮮花枯萎後都沒人拿走它。沒有人想把伯格的名字從辦公室信箱上抹掉，印刷工保留著伯格的署名鉛字，以便備用。

現在到了1967年，伯格的署名又出現在這個紙袋裏了，印在他1951年寫的濃縮體現《紐約時報》歷史的一份20頁的副刊的封面上：他描述了《紐約時報》在亨利·J.雷蒙德領導下有了良好的開端，具體包括：它對美國內戰和特威德集團的報道，它的破產和最終在奧克斯領導下死而復生，它對日俄海戰、皮爾裏和阿蒙森的探險以及泰坦尼克號海難和林白壯舉的獨家報道，它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太空時代日益擴大的影響。龐奇·蘇茲貝格的附信解釋說，發放資料袋的首要目的是教育新員工，但他感到老一輩《紐約時報》人或許也覺得它有意義，這也是使《紐約時報》人真正融入《紐約時報》的一個方法。蘇茲貝格還解釋說：“事實上，我們過去對此是多少有點漫不經心了。”

在另外一項讓員工了解過去的活動中，報社鼓勵在《紐約時報》上不定期地刊登已退休《紐約時報》人的文章。不久，布魯克斯·阿特金森的名字便重新出現在一篇關於自然的文章上，體育版上還有一篇由退役的職業賽車專家弗蘭克·M.布倫克寫的文章，還有阿瑟·克羅克寫的一篇政論文。克羅克退休後仍在華盛頓分社有一張辦公桌。他的繼子，《紐約時報》駐倫敦的一個風度翩翩的記者W.格蘭傑·布萊爾，被調到紐約擔任社裏的公關顧問，也充當和員工的聯系人。而且蘇茲貝格也試圖通過給職員加薪，給編輯和管理者以股權和其他福利，更慷慨地共享財富，來提高員工的士氣。從1964年到1966年，紐約時報公司的分紅使卡特利奇和賴斯頓、伊凡·維特和門羅·格林這樣的管理者成了相當富裕的人；一大批級別較低的編輯和管理者每年可得到4.5萬至6.5萬美元；評論家每年收入2萬至3萬美元；記者中最高的每周可掙到350至500美元。關鍵性的編輯和管理者還有機會得到一種新的地位的象征，這種象征滿足了蘇茲貝格對新發明的想象力：他買了一架小噴氣式飛機，在周末他們可以乘坐它去佛羅裏達，或去全國各地進行各種公事訪問。這架飛機的機號是N1851T（1851是《紐約時報》創辦的年份），用黑色塗在飛機的方向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