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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奇·蘇茲貝格現在的開銷更多了，但他掙的錢也更多了。《先驅論壇報》停辦和針對新合並的《世界日報論壇》的罷工從1966年4月24日持續到9月12日，《紐約時報》的日發行量增加了10萬份，達到了87.5萬多份，廣告刊登率增長了8個百分點。1966年紐約時報公司的固定純收入創了公司紀錄——純利潤超過900萬美元（每股4.28美元），相比之下1965年的純利潤僅為500萬美元（每股2.25美元）。《世界日報論壇》在1967年5月停辦，《紐約時報》的日發行量突破90萬份大關，廣告刊登率又增加9個百分點。門羅·格林對此並不感到特別高興，自1946年以來就擔任廣告部主任的年已62歲的格林，已經走到了職業生涯的盡頭。蘇茲貝格期望有更高的廣告率，不大關心廣告商的反應或者廣告行數暫時的減少，蘇茲貝格還想把廣告部、生產部和發行部合並起來，統一由47歲的年輕人安德魯·費希爾負責，費希爾倡導使用電子計算機。只要格林還在，蘇茲貝格就不能滿意地做到這一點，因為格林習慣自主地管理他的部門。蘇茲貝格計劃在1967年底宣布格林退休。格林滿足於他獲得的股權和一大筆退休安置費，願意不聲張地離去。

《紐約時報》薄薄的海外版，最近幾年的印刷事務已經從阿姆斯特丹轉移到了巴黎，這個版在它18年歷史中的大部分時期都虧損——據估計，自阿瑟·海斯·蘇茲貝格1949年創辦它以來共虧損1000萬美元。但紐約的大多數編輯都推測，龐奇·蘇茲貝格會繼續容忍這些虧損。他們的理由是，他在感情上對這個版負有義務，因為這是他父親創辦的。他們還認為，《紐約時報》的國際版是促銷價值的有特權的一項，不同於《紐約時報》已停辦的西部版，而是一種能夠自我維持的風險投資。

他們對這位年輕業主的認識不足，在1967年春很快就顯現了出來——當時他宣布他準備關閉國際版。雖然在悉尼·格魯森任領導的那年裏它有了收益，它的發行量由4萬份增加到4.7萬份，廣告量增長了20%，但它還是每年虧損150萬美元。它依然無法趕上在歐洲已有79年歷史的、出版勢頭強勁的巴黎《先驅論壇報》，該報最近與《華盛頓郵報》的合作又使其實力大增。對海外美國人來說，巴黎的《先驅論壇報》比《紐約時報》形式更活潑，可讀性更強。所以，因為不能戰勝歐洲的《論壇報》，蘇茲貝格便決定與之合並。通過這個版與對手的合並，他在新的經營中得到三分之一的紅利，這樣發行量有望達到7.5萬份到10萬份。為了吸引更多的讀者，它要發表詹姆斯·賴斯頓、拉塞爾·巴克爾和《紐約時報》其他專欄作家的文章，還要發表沃爾特·李普曼和阿特·布赫瓦爾德的文章，發表《洛杉磯時報》的報道，《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新聞服務。這個新合並的報紙仍把《論壇報》的名字放在報頭的顯著位置，並且仍由《論壇報》的一位編輯負責監管。

悉尼·格魯森留在那裏完成了過渡時期，之後便回到《紐約時報》社，作為巡回記者幫助報道中東戰爭。不到一年他從《紐約時報》辭職，去當長島報紙《新聞日報》（Newsday）的社長助理。盡管蘇茲貝格竭力想挽留格魯森，並派飛機把他從佛羅裏達接到紐約，讓他重新考慮去留問題，但當時也確實沒有重要的位置可以給格魯森。雖然蘇茲貝格也惋惜失去了他的國際版，但他並沒有長時間為之煩惱，而是在紐約本社構思更重要的決定，他希望積累更多的資金，以便隨時應付他看到身邊可能出現的許多新挑戰。

蘇茲貝格主要考慮的是，有無可能在紐約創辦一份晚報，因為隨著《世界日報論壇》停刊後，紐約僅存《紐約郵報》一份晚報了。蘇茲貝格有時感到紐約市既需要也應該有第二份晚報，但有時又拿不定主意。盡管他有自己的浪漫傾向和對公眾服務的願望，但他不能不注意到，生命短暫的《世界日報論壇》畢竟使它的老板損失了1700萬美元。問題還不單純是財務上的，而且還涉及這樣一個問題：這第二份報紙也許是一個有新名字的、內容復雜的日報，以娛樂性、藝術性、政論文、社會評論為特色，時報公司有了這份報紙會不會影響已有的早報的名聲和特點？蘇茲貝格、卡特利奇或伯恩斯坦能堅持早報報道的嚴格性而對晚報就放松這些原則嗎？如果新報完全脫離了早報的基調和束縛，如果新編輯要求得到自主權，會不會在報社內重新引出過去的公國問題？最後也將產生這樣一個問題：龐奇·蘇茲貝格有無足夠的時間奉獻給第二份報紙？這種狀況類似於50年前阿道夫·奧克斯想買下紐約的一家晚報《晚郵報》時遇到的情形。奧克斯最終放棄了那個念頭，認識到買下《晚郵報》後肯定會分散他的精力。但奧克斯這個保守者，經常低估自己的能力和公司的發展：1904年在第四十二街建起了時報塔樓（即現在的聯合化工大樓），九年後被迫遷移出來，因為它已無法容納報紙的規模了。於是他又在第四十三大街建起了《紐約時報》今天的總部，後來阿瑟·海斯·蘇茲貝格又擴建了它的兩側和配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