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光怪之八十年代（第14/14頁）

而問題在於，除了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先富起來了的中國人在眼前的日子裏如魚得水，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在眼前的日子裏活得很困惑，很迷惘。他們的確需要一個近的目標，需要一個緊跑幾步伸長了胳膊也許就能一把夠得著的近的目標，需要有一個足以信賴之人很負責任地告訴他們明年會怎麽樣，後年會怎麽樣，三五年內會怎麽樣。比如令他們已是在忍耐地承受著的有些品類貴得荒唐的物價，明年後年是繼續上漲還是保持在如今的指數？倘物價繼續上漲，工資會增加嗎？會有工廠繼續倒閉嗎？等待著他們的命運是開百分之七十、六十、五十的工資還是幹脆失業？失業者肯定會領取到社會保障金和醫療費嗎？那會是多少呢？……

卻沒有人能夠回答他們如此這般具體的近半徑生活內容裏的問題。更沒有人敢向他們保證什麽和許諾什麽。他們的命運仿佛被掌握他們命運的人決定著，又仿佛沒有一個人敢負責任地對他們說——相信我吧，我完全有這個能力。尤其令他們沮喪的是，他們分明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正如大多數蘇聯人至今仍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一樣。事實上並不是他們遺棄了戈爾巴喬夫或選擇了葉利欽，而是他們陷入了空前的聽憑命運擺布的困境，戈爾巴喬夫也罷，葉利欽也罷，其他的什麽人也罷，隨便吧！當葉利欽下令以武力攻占議會大廈的時候，更多的蘇聯人既不支持議會也不站在葉利欽一邊，便是他們對雙方袖手旁觀、喪失了信心不再信任的一次明證。我想，無論是攻占下了議會大廈的葉利欽，還是失守並作了俘虜的議員們及其追隨者們，內心裏大約都感到了同樣的失落吧？

與許多國家剛好相反，他們的政治家習慣於談現在，而我們的政治家習慣於談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