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光怪之八十年代（第13/14頁）

北京人的頭腦“轉型”，說明我們國家“轉型”的迅速化。當政治更是政治家們之間的事，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則有望了。

在飄揚在北京上空的一切中國人企盼奧運的標語口號中，最引起我逆反心理的是“給中國一次機會”一條。當它不是和別的口號組合在一起，而是自成一句的時候，前邊還多一個“請”字，後邊還多一個“吧”字。

“請給中國一次機會吧！”——我相信每一個中國人，眼望著這麽一條標語口號，內心裏肯定都會產生一種不同程度的近乎羞恥的感覺。

它分明意味著十幾億中國人都在彎著腰伸出雙手向奧林匹克運動會申辦委員會乞求著恩賜。

我們不欠他們什麽，幹嗎非要這樣呢？

實際上只不過是一次國際性的招標。設標的是國際奧申委，我們的參與的只是一次投標競爭。以投標者的競爭姿態參與，是我們擁有的權利。我們實行我們的權利的時候，沒有任何必要以我們絲毫的尊嚴作代價。我們已表達了我們的願望——相信我們的國力和能力，認為我們最有資格承辦，就投我們的票；認為我們還不行，則絕不乞求。

到了後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簡直覺得我們是在向奧申委“表忠心”了！

如果說我們的有些過分的熱衷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對我們競爭有利的作用，很可能也同時起到了對我們不利的負作用。

當願望異乎尋常地強烈之時，它往往會受到輕蔑。這符合魔鬼定律。

好比一個人到你家裏來，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強烈願望要為你裝修房間——那麽你因此而信賴他的可能性大概是和因此而拒絕他的可能性成正比的。

我們在該表現得矜持一點兒的時候沒有表現得矜持一點兒，倒是當我們的願望落空的時候，我們的矜持似乎表現得難能可貴。

“請給中國一次機會吧！”——我們的願望已經表達到這種地步了，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怎能不虔誠地祈禱中國的願望實現？

我們正在招待所裏各自投入地分析有利於中國或不利於中國的因素，一位西安朋友進入房間，打斷我們之後神情沮喪地說：“都別自作多情了，中國沒戲了！”

大家怔愣片刻，面面相覷。

我問：“你怎麽敢斷定？”

他說：“我剛才打電話問了一位搞‘易學’的大師，他說中國代表團將高興而去，掃興而歸。”

於是大家都七言八語地嘲諷他，都說讓他的“大師”哪兒涼快哪兒歇著去。這兒沒有“易學”弟子，也沒人信“易學”大師神神道道的那一套。他自討了一場沒趣兒，坐不一會兒，怏怏地離去了。

他離去之前跟我打賭，如果中國申辦成功了，他請我們到西安最好的飯店去撮一頓；如果中國的願望落空了，我得將我新出的四本書各送他三十本，還要簽上名。大家慫恿我答應，我答應了。他走後，大家就談論了一陣應該讓他請我們上哪兒去撮一頓，以及該點些什麽上档次的菜，有人還格外認真地找張紙記下來。

中國乃是一個十幾億人口的泱泱大國。它的老百姓早已習慣了擁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比如抗日戰爭，很具體。中國老百姓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八年就取得了勝利。比如解放戰爭，也很具體，只不過用了三年，也以摧枯拉朽之勢取得了勝利。新中國成立之後，“大躍進”、“人民公社”，也都是目標，盡管荒唐，但老百姓照樣砸了鍋投進高爐裏去，領著孩子老婆到公共食堂去喝野菜粥。從前也可以說，毛澤東本人的頭腦就是一切目標的“存盤”。他大手一揮，指出一個遙遠的目標——共產主義！老百姓全信。他又大筆一落，提出了一項項近的目標，老百姓便老人家怎麽說怎麽幹，圖的是當一個中國老百姓的省勁兒。雖然只不過是頭腦省勁兒。現在則很不同了，毛主席不在了，老百姓的思維開始啟動了。他們不再相信遠的目標了。有一句據說是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話，在老百姓間廣為傳播——“我老啰。操不了那麽多心啰。有些事只好留給下一代人去做啰！”。我個人認為這顯然是編造的，卻沒有太多的根據能向別人證明是編造的，而且也認為自己非要承擔起解釋的義務是可笑的。正如當年民間流傳著好多編造的“最高指示”，今天民間也照樣流傳著好多分明是編造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相互之間的談話。僅這一點就很可懷疑——黨和國家領導人相互之間的談話，又怎麽會流傳到民間的？然而由於真的被證實是真的，對假的，老百姓也寧可先信以為真了。信了的老百姓但作如是想——將來的中國留給將來的中國人去應付吧，我也顧不了那麽多了，還是顧眼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