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光怪之八十年代（第11/14頁）

我既然願意寫老百姓，怎能不最廣泛地接近他們？我所言老百姓，其實幾乎包括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工人、農民、小商販、小幹部、小知識分子。

“百姓”這個詞，過去本就是針對皇帝、皇族、朝廷命官的階層而言的。在京都，“百姓”過去是對每天上金鑾殿持漏候朝的人、大商人、大員外之類以外的人的統稱。在地方，比如在一個縣，則是對除了縣官、縣官周圍的人以及縣內名流和富紳們以外的人的統稱了。

我的問題，從根本上講，恰恰出在我和老百姓的接近、接觸，以及對他們的了解和理解方面。

毛澤東曾經將老百姓，尤其中國的老百姓，比作“汪洋大海”。他的語錄中那段原話的意思是——不管來自任何國家的軍隊，如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對中國進行冒險性的侵略的話，那麽他們必將被淹沒在中國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的切身感受是，在1993年，在朱镕基湍流逆舸，切實整肅中國金融界混亂狀況之前，在江澤民以黨中央的名義提出反腐敗之前，在公安部發出從嚴治警的條令之前，在中國農民手中的“白條”得以兌現之前，在接下來整肅房地產開發熱、股票熱、特區開發熱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們將你視為可以信賴的人，如果他們不懷疑你是被權貴豢養或被金錢收買的人，如果他們直言不諱地對你說他們憋在心裏想說出甚至想喊出的話，那麽，不管你是官員也罷、作家也罷、記者也罷，不管你曾以為站得多高、看得多遠、對中國之現實理解得多客觀全面、總體上的認識把握得多準確，你的看法、你的認識、你的觀點、你的思想，片刻之間就會被沖擊得支離破碎，稀裏嘩啦。哪怕你自認為是一個非常理性、非常冷靜不被任何外部情緒的重重包圍所影響的人。除非你根本上是一個麻木不仁的人，或者是一個喬裝了的痞子，一邊聽著他們的話，心裏一邊對自己說——腐敗關老子屁事，醜惡關老子屁事，哥們不過奉陪你聊著玩呐。

我曾從內心裏懼怕那一種“汪洋大海”。

因為，畢竟，我是一個虔誠地擁護改革開放的人。而且，曾自認為是一個夠樂觀的改革開放信仰主義者。

“幫閑”文章告訴老百姓——別無他法，只有承受。只有增強心理承受能力。

老百姓要是不願意呢？——那便是老百姓的不對，老百姓不好，老百姓不可愛，老百姓太嬌氣了。

“幫閑”文章似乎推導出一個天經地義的邏輯——如果人們連腐敗都不能或不願承受，擁護改革不是成了一句假話、空話嗎？

使你沒法不懷疑他們和腐敗有著千絲萬縷的直接或間接的聯系，是拿了雇傭金替腐敗辯護的專門寫手。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對文藝工作者該如何“正確”地反映現實生活說過一段話——我們不否認社會主義也有一些陰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覺到了，那麽你就去更自覺地、更熱忱地大寫特寫光明吧。按照這位“旗手”的邏輯，光明鼓舞了人們，人們也就不再會注意陰暗了，陰暗不就等於不存在了嗎？

一個時期內，某些被賦予資格代表人民的人士，是心領神會地對“腐敗”二字避而不談的。仿佛一談，就不是真誠的改革派了。其實是怕談多了，有幸代表人民的資格被剝奪了。毛澤東晚年也是不許人們談“文革”的問題的。所以在他活著的時候，從黨內到黨外，從官到民，沒人敢談。非但不敢談，在他去世那一年，在臨終之前三個月，全國到處都在舉辦演唱會，引吭高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上海的演唱會，“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八個字反復唱了幾分鐘，唱到後來幹脆就那麽可著嗓子喊。好像是跟看不見的敵人的陣營吵架似的。毛澤東可以說是在“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聲和喊聲中逝去的。即或偉大如毛澤東、威望之無人可比如毛澤東，還不是在他剛死，全國人民就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嗎？

其特點是全黨和全國人民說假話，用假話哄騙毛澤東一直到他老人家死。“文革”十年只有兩次真話是值得史學家大書特書的。一次是幾位老帥拍案而起說了真話，反了黨內的政治腐敗，結果被定為“二月逆流”。還有一次是由紀念周總理而引發的天安門廣場“四五事件”，被大棒打了下去，並被定為“反革命事件”。

這一次由黨中央提出開展反腐敗，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從共產黨內到民主黨派內，似乎才敢言腐敗。因為這叫“落實中央任務”，不至於因此而被劃到改革派的對立面去，不至於被疑心是故意大煞改革大好形勢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