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光怪之八十年代（第10/14頁）

“外地人吧？”

他當時正在修一輛摩托。

我說是的。

“北京的？”

我說是的。

“記者？”

我笑了，反問他為什麽把我當成記者？

他說：“看你樣兒不像做買賣的，不像幹部，不像教書的，而又像有點兒文化的，不是記者，也肯定是個耍筆杆子的。”

我向他承認我是寫小說的。

他也笑了，說：“作家啊。過去我心目中作家是挺受尊敬的人物。現在我覺得你們作家真是‘臭老九’一類。不是別人誣蔑你們臭，是你們自己確實臭。如今滿地攤兒由你們寫出的那些臭玩藝兒！除了男女間那點兒事兒，你們還能不能寫出點兒別的什麽玩藝？中國在你們眼裏就剩下了那點兒事可寫嗎？”

我是個一般不至於臉紅的人，當時卻臉紅了。

他問我認不認識寫《山坳上的中國》和《誰來承包中國》的兩位作家。

我老老實實地說知道他們的名字，也拜讀過那兩本書，可無緣和那兩位作家結識。並且，暗暗地對他刮目相看了。

他又說：“你什麽時候見著那兩位，替我捎個話兒。假如他們因為再寫那樣的書惹了麻煩，就往這兒跑。別的不敢吹，中國這麽大，藏住個把人還是不成問題的。”

當時我覺得他是個思想危險的人。本欲離去，可又不能離去。只有繼續站在那兒，只有繼續和他聊。

他手指上戴著碩大的金戒指。

我說：“你修車，怎麽不摘下來啊？”

他無所謂地說沒事兒。

我問：“是真金的麽？”

不料他火了，搶白道：“接下來你是不是想說，我戴上了金戒指，得感激時代，感激誰誰誰啊！屁！老子誰也不感激。老子是憑本事吃飯，憑本事掙錢，憑本事戴上了金戒指。不像有些人的子弟！他們憑什麽？他們能當的，老子都能當！可你叫他們不靠老子，靠自己的生存能力來開個修摩托的鋪子試試！”

我則再也不敢和他聊下去了。不知他接下來又會說出些什麽觸犯“天條”的話。其實我倒不是怕別的，旁邊又無可能是便衣的人偷聽，怕個什麽勁兒。即使有便衣，即使那些話不是對方說的，是從我口中說出的，又有什麽可怕的？想他剛才說的，敢憑幾句話就殺我的頭？或者讓我去坐牢？我所怕的，其實只有一條，那就是——我實在不願聽到太多諸如此類的來自民間的出自百姓之口的言論。當然，也不願親眼見到、親身體會到太多的腐敗現象。唯恐聽得多了、見得多了，會嚴重影響我對中國之現實的總體的、客觀的、全面的看法。

我知道同行們也許會對我大加恥笑和嘲諷的——老老實實寫你的小說算了。當的是作家，又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的現實跟你有什麽關系？玩什麽使命感啊！

其實，我太明白我自己了，我關注這個國家的現實，絕非意味著我對它抱有多少強烈的使命感。

但，我是一個一貫堅持寫現實的作家，不是什麽堅持不堅持現實主義，而是堅持反映現實生活、堅持反映最廣大的被叫作“老百姓”的人們的現實生活狀態的作家。我既關注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物質狀態，也同樣關注他們的精神狀態、心理狀態、情感狀態和情緒狀態。

沒有誰把這一點強加給我，更沒有誰企圖迫使我，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種選擇、甘願的一種選擇。我的筆只有用來反映老百姓在現實中的生活或生存狀態時，我才感到寫作畢竟是有些意義的。熬自己的心血、消損自己的身體也算值得的。姑且不論我所關注到的、感受到的、觸及的現實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現實。

我也許會站在今天寫明年和後年我預測可能發生的事，卻絕不會、永遠也不會鋪開稿紙，吸著煙，潛心地去編織一個很久以前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決心，寫下第一行字以後，我也肯定會跳將起來反問——我這是怎麽了？我為什麽要這樣？意義何在？雖然，我十分明白，寫“從前”是多麽穩妥的選擇。因為差不多只有那樣，一個中國的當代作家，才能既當著作家又不至於和當代尤其是和當代的主宰者們發生在所難免的矛盾、抵觸和沖撞。並且，毫無疑問地，雖然民主程度已較寬松（我感覺是這樣，相信實際上也是這樣，但願我的感覺是對的），但在沖撞之中，可想而知，下場大為不妙的肯定是作家本人。

像我這樣一個自討苦吃而又沒法改變自己創作意向的作家，既然對現實的關注完全地成為了我進行創作的驅動力，我當然希望自己也要求自己對於我所關注到的、感受到的、觸及的現實，能夠認識得越客觀、越全面越好，能夠從總體上把握得越全面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