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態的猶太恐懼症的興起，1918—1933（第5/18頁）

猶太恐懼症的聚集

在1920年，在帕紹的第41巴伐利亞警衛團的漢斯· 克諾登，給巴伐利亞的總理古斯塔夫· 馮· 卡爾遞交了一份標題為《解決猶太人問題的建議》的緊急報告，在其中，他提供了幾乎和1942年1月萬湖會議規劃一樣的解決方案。這位年輕人被一位著名的國會議員描述為“特別善意的、可敬的年輕人”，他受到最高貴的拯救民族和國家於不幸的崇高意圖的促動，提供了如下的“人道建議”：

1. 猶太人要在24—48小時內在指定地點報到，然後被移送到集中營。

2. 抵制這些措施的猶太人將被處決，他們的財產將被沒收。

3. 給猶太人提供援助和支持的德國人將得到同樣的下場。

4. 假如協約國報復，應立即采取把猶太人餓死的措施。協約國一旦發動實際的入侵，就立刻對猶太人進行屠殺還以顏色。

5. 只要受到內部和外部敵人威脅，對猶太人的收容就要一直持續下去。如果猶太人在收容中活了下來，並且內部和外部的敵人都被消滅，存留下來的猶太人將被全部驅逐出德國，前往巴勒斯坦，同時沒收他們的所有財產。任何返回德國的猶太人將被判以死刑。

這個年輕人“可敬的意圖”被認為是病態狂熱者的咆哮，立刻被行政當局拒絕，但是他提出的極端建議可能被比行政當局願意承認的更多的人所接受。首先，在1918年戰敗之後，病態的猶太恐懼症在軍隊有牢固的根基。到那時，猶太恐懼症已經在軍官團和軍隊行政部門的各層級蔓延開來。帝國軍隊的瓦解並沒有消除反猶太人的偏見，因為這些偏見很快就轉移植入了正在激增的、在1919年至1923年整個德國迅速生長的準軍事組織。事實上，就是自由軍團和許多相關的退役軍人協會、種族主義聯盟以及防禦性的協會，成了核心的猶太恐懼症的培育基地，我們可以把它們和納粹運動聯系在一起。

自由軍團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8年冬季革命的騷亂。那時，帝國統治的崩潰導致了革命左派和社會民主力量之間更殘酷的權力鬥爭，前者試圖對德國社會進行革命化，建立共產主義的體制；後者試圖安排向社會民主的和平過渡。無論哪派都沒有足夠的力量，也沒有得到德國人民的支持。正如先前所見，社會民主黨借助軍隊和關聯的自由軍團組織粉碎了革命的左派。1918年冬季，帝國的軍隊因為戰敗、士氣的喪失、停戰的條款所要求的快速遣散，以及《凡爾賽條約》對這一遣散的再次確認，很快自我瓦解。《凡爾賽條約》要求德國軍隊的規模縮減到10萬人。多數舊帝國的軍官和服役軍人認為自己體現了德國的全部精神。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拒絕放下武器，繼續發揮著志願兵的作用，積極地跟隨著他們的指揮官參加各種政治冒險，要麽反對他們國內的左翼敵人，要麽在東部抵抗波蘭人或者立陶宛人。他們失去了戰爭，也失去了他們的軍官領袖——皇帝，因此這些軍官主義者認為他們面對著一個社會主義統治下沉悶的前景，他們知道這個制度對舊的軍事體制充滿敵意。估計在1919年有大約27萬名軍官，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自舊式貴族。他們享有免於文人統治的實際豁免權，並發揮著令普通德國人嫉妒的一定程度的社會影響力。戰敗的震動、軍事和社會特權的喪失、社會主義體制下沉悶的“沒有英雄氣息”的生活前景，都讓他們目瞪口呆，因此他們變成狂怒的反革命分子，拼命地尋找新的帝國戰旗，以及能夠為自己的困境加以譴責的敵人。

正如羅伯特· 維特所顯示的那樣，這些準軍事的力量是納粹主義的先鋒，他們制造了後來可以用來定義希特勒的政治青年即沖鋒隊隊員的猶太恐懼症心態。這些組織的青年——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最終找到了進入納粹運動的路徑——強烈地相信領袖的原則，厭惡民主，仇視中產階級“庸俗的”價值觀，把猶太人看作他們種族主義的敵人，要求“無猶區”，重新將德國軍事化。阿道夫· 希特勒利用這些人作為擊槌攻擊民主的魏瑪共和國。一些大屠殺著名的殺戮者——馬丁· 鮑曼、魯道夫· 霍斯、埃裏希· 馮· 戴姆· 巴赫· 紮勒維斯基、埃裏希· 科赫、庫爾特· 達魯伊格、漢斯· 弗蘭克、萊因哈德· 海德裏希都出自這些人當中。

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具有喜歡掠奪的強盜心態。戰爭已經存在於他們的血液之中，他們後來將從他們暴力的經歷當中創造一個完整的新浪漫主義神話。正如他們當中的一位後來記錄了他的自由軍團在東部的冒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