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態的猶太恐懼症的興起，1918—1933（第6/18頁）

我們向著天空咆哮高歌，在他們背後扔手榴彈。……我們看見了鮮血。我們生活的土地被毀滅，發出呻吟。一度平靜的村落在我們路經之後，被火焰熏黑，化為灰燼，燃著余火。我們點燃了葬禮的柴堆，遠不是在那裏焚燒枯枝爛葉——在那裏，燒毀了我們的希望、我們的渴求；燒毀了市民的牌位，以及文明世界的法律和價值觀；燒毀了一切……這樣，我們趾高氣揚，醉醺醺地滿載掠奪品歸來。

這種惡毒的心態與來自被圍困的保守主義右翼的相關的社會和政治團體的仇恨態度相互滋潤。這些右翼包括公務員、軍官、學者、企業家。在緊隨德國戰敗的最初震動之後，極端右翼對它的政治對手發起了歇斯底裏的戰役，猶太恐懼症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場戰役最初的動因來自海因裏希·克拉斯和他的泛日耳曼聯盟，它得到了著名的軍事領導人和越來越極端化的資產階級的支持。克拉斯和他的反動追隨者視新的民主是來自猶太人的毒藥。他們主張猶太人與其說是自由選擇出來的，不如說是具有內在必然性的投毒者。這意味著他們在生物學意義上是邪惡的，因此用他的話來說要被毒打致死。克拉斯這位樞密院顧問代表著一個數量稀少、政治上危險的封建精英團體，它正受到被社會民主廣泛力量替代的危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克拉斯就在其狂暴的反猶太人的著作《假如我是皇帝》（1912）一書中拉響了反猶太人的警報。在書中，他譴責已經推進社會民主黨成為多數派的選舉，認為它是猶太人策劃的一場民主欺詐。克拉斯的圈子要承擔主要責任的戰敗，卻為他提供了額外的自用彈藥庫，借此他可以繼續把所有德國的災難歸咎於猶太人。他的泛日耳曼聯盟與軍方攜手，在破壞1914年“國內和平陣營”中發揮了作用，發動了一場經濟上得到很好支持、政治上組織良好的戰役。這場戰役的目的是誹謗不同的階層和種族的敵人——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平主義者以及猶太人。

就在民主派的領導人正企圖在魏瑪奠定新共和國基礎的時候，克拉斯的泛日耳曼聯盟建立了德國保衛和抵抗聯盟。這是一個反民主的和猶太恐懼症的武裝行動團體，它的目的是為日耳曼民族的再生而戰，清除“猶太人有害的、毀滅性的影響”。這個種族主義組織在組織技能和宣傳方面預演了納粹運動。在整個德國，它在草根的水平上把自己變成大區和分部，並發動了宣傳的閃擊戰。根據阿爾弗雷德· 羅斯的觀點，1920年就發行了764.2萬份宣傳品。另外，這個聯盟有自己的報紙《德國種族報》，並擁有自己的“科學的”種族雜志《政治和人類學月刊》。這兩份出版物上都印有萬字徽。

正如羅伯特· 維特指出的，保衛和抵抗聯盟不僅為納粹主義準備了道路，而且也推薦了納粹主義的一些領導人。著名的有尤利烏斯· 施特賴歇爾，他是1923年至1945年間德國最臭名昭著的猶太恐懼症雜志《突擊手》的編輯；迪特裏希· 埃卡特，青年希特勒的導師，他和阿爾弗雷德· 羅森貝格共同編輯了納粹黨的黨報《種族觀察者報》；年輕的萊因哈德· 海德裏希，他是黨衛隊的領袖，黨衛隊保安處的領導，以及大屠殺的主要設計者之一。

除了給志趣相投的組織或利益集團提供友好的支持外，保衛和抵抗聯盟還把目標鎖定在戰後心懷不滿的人身上，它包括大量的社會上無家可歸的人，經濟上窮困潦倒的人。這些德國人遭受了戰爭、革命、復仇性的和平條約的重擊，對他們的國家未來真切地充滿恐懼。就是在這一如此混亂的狀態中，這個聯盟和類似的猶太恐懼症組織開始投下了它們的誘餌，蓄意激發潛在的和明顯的反猶太人的偏見。用克拉斯同夥康斯坦丁· 馮· 格布薩特爾將軍的話來說，猶太人可以用避雷針來防範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造訪德國的不公正行為。這樣，數量不斷上升的猶太恐懼症患者，將猶太人挑選出來作為每一件錯誤的替罪羊。

首先，猶太人被譴責為逃避軍事責任而破壞了戰爭的成果，他們為了自己物質上的收獲，剝削國家資源和經濟資源，鼓勵外國猶太人作為廉價工人流入德國，但實際上這些工人是作為他們種族同謀的同胞來顛覆德國的血統。其次，猶太人被譴責給予革命者、心懷仇恨的政客以支持和鼓舞，他們正通過賠償、領土割讓、粗魯的輕視和羞辱奴役著德國人民。第三，猶太恐懼症患者拒絕民主的魏瑪共和國，把它視為“猶太人共和國”，因為它的憲法是由猶太人雨果· 普羅伊斯起草的，它的民主性質是以有利於猶太人的方式制作的。最後，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文化變化開始在德國民眾的生活中清晰可見時，猶太恐懼症患者幾乎立刻譴責猶太人，要他們為所有消極性的後果負責，其中包括現代主義明顯的墮落，以及折磨著更多民眾的社會經濟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