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態的猶太恐懼症的興起，1918—1933（第7/18頁）

推翻一個根植於蓄意的謊言或者妄想之中的負面影響是困難的，並且一些猶太人對徹底消除猶太恐懼症感到絕望。阿爾伯特· 巴林在自殺前不久承認：“一個人不可能掌握現在正在發揮作用的力量，但是必須以順從的方式觀察它們的變化。我被深深的、無法擺脫的憂郁緊緊控制。”巴林的絕望是早熟的，也是有根有據的。因為在1919年至1923年間，這種引發大屠殺滅絕性的猶太恐懼症業已誕生，它已經具備了先前提及的奇思怪想的所有性質：緊隨著戰敗及其結果（革命、《凡爾賽條約》、政治動蕩、經濟崩潰）之後災難綜合征的釋放；對群體滅絕的恐懼；被普遍接受的“啟示”和選舉的跡象；對極端邪惡的揭露；為創造新的、重新獲取活力的第三帝國，贖罪的政治力量發起的動員；等等。就是在一個小型的、被稱為德國工人黨，後來被重新命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種族主義啤酒屋俱樂部的圈子裏，這類想法和信念采取了特別有害的形式，最終被投射到整個政治舞台上去了。

納粹猶太恐懼症的興起

病態的猶太恐懼症的興起，是德國的現象，而非納粹的現象。畢竟“納粹”是這樣一些德國人，他們信仰納粹的意識形態，其中包括：種族優越，一個受管制的和同質的社會共同體，服從一個有個人魅力的元首，生存空間的征服，創造一個持續千年的新的日耳曼帝國。不可能清晰確定有多少德國人相信納粹主義全部的五個主要特征，多少人相信部分，多少人一點也不信，因為我們缺乏必要的知識和方法論意義上的工具能夠使我們作出明確的解釋。從納粹分子掌權之前的投票數據，從戰爭不利時對他們政策的熱情支持，我們能夠確定的是：數量可觀的、所有社會集團的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德國人，似乎全部或者部分認同這些納粹的原則。他們堅持這些原則的原因是某些遺傳的文化特性的結果。這些特性在第二帝國時期得到了固化，並教導德國人民無條件地尊重權威，羨慕軍事化的生活方式，德國所有一切的優越性，懷疑——假如不是蔑視——少數民族和外國人。納粹分子建立了這些民族中心論的文化特性，使它們大大超越了第二帝國已經達到的誇張地步。他們帶入到已經十分誇張的民族主義、軍國主義或種族主義當中的熱情力度，連同他們發動實施它們的瘋狂決心，對頭腦清醒的德國人和外國觀察家來說是新穎的，也是令人驚恐的。

納粹分子一旦掌握了權力，他們就調動了一個現代技術國家的所有資源，用他們意識形態的妄想灌輸給德國民眾，把他們作為自己設計的代理人。我們現在得知：納粹分子在整個德國民眾那裏成功地布下了他們的妄想之網，但是，他們是如何使德國民眾緊密地涉足他們最重大的犯罪——大屠殺——將是留到最後一章來解決的問題。開始必須說的是，納粹分子是富有激情信仰的德國人，他們有著將這一信仰植入作為整體的德國民族之中的瘋狂決心。他們的信仰不是突如其來的徹底失常，它植根於一些德國非民主的、非自由主義的傳統，它建基於其上並加以誇大。當然，德國可能會在不同的方向前行，比如民主的、人道的、和平的方向；但是，民主的魏瑪共和國沒有發展出自由主義的制度，這些制度的建立需要用民主的價值觀和實踐對德國民眾進行“再教育”。相反，德國人沿著妄想和毀滅的道路前行，而這條道路是由阿道夫· 希特勒和納粹黨為他們繪制的。

納粹運動產生於巴伐利亞戰後的混亂。在六個月的時間裏（1918年11月—1919年5月），巴伐利亞被一系列政治動亂弄得四分五裂，其中包括維特爾斯巴赫王朝的衰亡、庫爾特· 艾斯納領導的社會主義政府的建立、施瓦賓“咖啡館”無政府主義者的統治、共產主義政權下的恐怖統治，以及右翼力量的反革命，這支力量最終為初期的納粹運動準備了基礎。艾斯納和大多數施瓦賓無政府主義者，以及蘇維埃形式的極端主義分子都是猶太人的事實，給普通巴伐利亞人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強化了已經存在數個世紀、潛伏的基督徒反猶太人的偏見。隨著極端左翼的毀滅，巴伐利亞政治指南針的指針無誤地指向極端右翼。社會主義名譽不好的實驗，被譴責為國際共產主義和世界猶太人的顛覆代理人的工作。希特勒試圖通過他更為聰明的宣傳，把這些力量之間的聯系強行敲打進許多巴伐利人的腦子裏，不過在此前很久，他們就將它們串聯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