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羅·南尼（第5/11頁）
法：參議員南尼，你們造反是由於貧困和壓迫，那與今天是無法相比的。您是否認為你們使用暴力要比今天的青年人使用暴力更有道理呢？
南：毫無疑問。您的問題使我想起了一篇關於“溫和派”南尼的文章。文章說，“紅色周”時代的人今天要求放棄暴力。這篇文章還承認我有邏輯上的一貫性。親愛的朋友，我身上的確有這種一貫性。因為我們今天已經得到了需要我們去加以保衛的東西，而在“紅色周”時代，沒有任何東西需要我們去保衛它，即使有也很少。今天任何人都有思想自由、結社自由、遊行自由，而在我們年輕的時代是根本沒有的；今天要求改造現實社會和公共秩序並不受到禁止，而在我們年輕的時代是受到禁止的。一句話，任何一場爭取自由的鬥爭都應當包括捍衛已經取得的自由。今天的青年人只有一件事使我感到遺憾：他們似乎陶醉於越來越時髦的暴力神話。是的，暴力是歷史的接生婆。但應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使用，目前在我國不存在使用暴力的條件。是的，當沒有其他道路可以獲得正義時，暴力是對壓迫的最好回答。但是，我們有其他手段可以用來反對壓迫的殘余。如果那些青年人在思想領域裏進行活動，那會更有成效。糟糕的是，並不是所有這些叛逆者都有理想，他們許多人將是明天的工業家和資產階級分子，正如本世紀初走上街頭的許多叛逆者後來成了法西斯分子，甚至法西斯主義的部長一樣。請您相信：我有時懷疑他們在廣場上和大學裏造反是為了趕時髦，是一種發泄的方式，是一時義憤的表現，而不是經過周密思考後決定要放棄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所屬的世界。
法：參議員南尼，他們給民主抹黑。他們也經常給反法西斯的抵抗運動抹黑。他們企圖通過毛澤東把與我們毫無共同之處的社會當做我們的榜樣。您曾經去過中國，認識毛澤東，那麽……
南：是的。但與一個陌生的國家匆忙接觸一次是不足以使我們了解某一場革命、某一種制度和某一個人的。我對某些訪問是沒有什麽信心的。有一次赫魯曉夫對我說，斯大林對俄國了解甚微。他看到我十分驚訝，就解釋說：“我們為他制作電影，然後放映給他看。那些城市生活和農村生活的場面都是編造出來的。”我開玩笑地回答說：“當我們來到俄國時，你們也給我們看同樣的東西。”事實就是這樣。即使我們去過蘇聯，也對它了解不多。我們去過中國，對它了解也不會更多。例如，怎樣才能深入了解中國革命最後這個階段的奧妙呢？如果解釋為爭取自由的革命，我看是積極的。然而，這僅僅是爭取自由的革命嗎？我們還必須繼續觀察。至於毛澤東，事情是這樣的：當你去見毛澤東時，並不是去見街上隨便一個有著毛澤東相貌的人，而是去會見一場偉大革命的創始人。我們就是帶著這種不尋常的心情去見他的。我見到毛澤東時就像我當年見到斯大林時一樣。面對面地見到斯大林，你就會發現他是一個貌不驚人、個子矮小的普通人。他彬彬有禮，他那種樸實甚至給人一種不拘小節的印象。然而不要忘記，斯大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勝利者的話），是俄國的偉大領袖。
法：讓我們再來談毛澤東。您喜歡他嗎？
南：當然喜歡！也許是我最喜歡的人。但要我說出喜歡他的原因卻很困難，因為這是本能的感覺。我想我喜歡他大概是因為他是農民出身。我也是農民的後裔，沒有沾染任何城市資產者的習氣。至於毛澤東，您想要我說些什麽呢？我們在一起度過了一個下午，但其中一半的時間用來翻譯我們的談話，因為我們是通過翻譯談話的。周恩來也是通過翻譯和我談話的，盡管他在比利時當過礦工，一定精通法語，也懂英語。毛澤東和藹可親，他甚至問我“南尼行動”是怎麽回事，因為那個時候在報紙上談得很多。所以我向他解釋說，那是對天民黨執行開放政策的嘗試，是為了促使它向左轉。他聽了以後沒有發表意見。很明顯，這不是他談話的主題。後來我們又討論了中國進入聯合國的問題、我們兩國相互承認的問題以及傳說中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遭到屠殺的問題。我覺得他是個很活躍的人。我喜歡和活躍的人在一起。赫魯曉夫也是這樣，而且更活躍。蘇聯領導人都是冷冰冰的，他們講話從來不帶人情味。他們不懂詼諧，總是說教。赫魯曉夫不說教，甚至在我這樣一個外人面前也是這樣。他喝酒，開玩笑，取笑他的助手。談到莫洛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