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科爾比（第6/12頁）

法：也許。我堅持要問那個您不願意回答的問題：如果意大利共產黨進入政府，美國人將會怎樣做？

科：我不知道。這涉及美國的政策。我不知道。

法：科爾比先生，您是知道的。另一個智利？

科：未必如此。我不知道……這是一種假設，我不能回答您。它取決於許多方面的因素。也許什麽事也不會發生，也許會發生一些事，也許會出現一些錯誤。

法：像智利那樣的錯誤？科爾比先生，勇敢些！您認為如果共產黨人進入政府，美國用皮諾切特那樣的人物來幹涉意大利是合法的嗎？

科：我想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你們的皮諾切特不在美國，而在意大利。

法：我知道，但他需要你們。科爾比先生，沒有你們，他將一事無成。我力求使您承認意大利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不是一個香蕉共和國，不是你們的殖民地！你們不能永遠充當世界警察的角色，清楚了嗎？

科：清楚，但是錯了。請聽我來解釋。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經歷過一個“不介入”歷史時期。我曾經說過那次大戰是一場錯誤的戰爭，打得很糟。我們曾有過一段清白的歷史時期。我們把軍隊裁減到15萬人左右，我們執行開放外交，國務卿解散了情報機構，以為做個正人君子是不應偷看別人信件的。總而言之，我們準備在正人君子的世界裏生活，並宣布不再卷入外國事務中去。歐洲出現了問題，我們沒有介入；滿洲出現了問題，我們也沒有介入；西班牙爆發了戰爭，我們宣布中立，我們甚至通過了一項中立的法律。但是這些都沒有用。後來爆發了經濟危機，出現了一些認為可以統治鄰國的專制領導人，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不得不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們又從頭開始：1945年，我們解散了軍隊和戰略情報局，宣告和平。但是開始了冷戰。很快就看清楚了斯大林並沒有走我們所走的道路。在希臘、土耳其和伊朗，俄國共產主義成了威脅。我們由此吸取了教訓，重建了我們的秘密情報機構，把它稱做中央情報局。我們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馬歇爾計劃和中央情報局來遏制蘇聯獨裁主義的擴張。這一回無論是自由黨人還是保守黨人，他們都相信必須給國外以援助。我是那些自由黨人中的一員。我從小就是個激進分子……

法：天哪，您怎麽有這麽大的變化？

科：馬克·吐溫說，無膽量的人青年時肯定不是激進分子，有頭腦的人年老時一定是保守派。請您讓我把話說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起了作用，對遏制蘇聯擴張主義產生了效果。各國共產黨的顛覆計劃被挫敗了。這不是意味著我們站在法西斯一邊，也不是意味著右派反對左派，而是意味著尋求實現民主的辦法。這就是中央情報局接受的並從那時起就奉行的美國的政策，這一政策決定了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為自由而戰。當然……是的，在這不惜一切代價而進行的戰鬥的過程中，過去和現在都會隨著形勢的發展出現一些相當獨裁的領導人，或者說是比人們期待的更為獨裁的領導人。

法：從佛朗哥到卡埃塔諾[7]，從吳庭艷到阮文紹，從帕帕多普洛斯[8]到皮諾切特，還不算拉丁美洲的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獨裁者，例如巴西殘暴的統治者。於是，你們假借自由的名義，支持所有扼殺自由的人。

科：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那樣，為了反對當時的主要威脅希特勒，我們支持了斯大林的俄國。是的，就像那時候我們與斯大林共事一樣，現在我們與……總而言之，有時候我們不得不和其他人共事。50年代以來，共產主義的擴張取代了納粹的威脅，而我們……就是說，在支持某些專制的領導人反對共產主義的威脅時，對我們來說仍然存在選擇的余地。這個專制領導人的國家將來有可能成為民主國家。而對共產黨人就不存在什麽將來的希望。因此，我看不出我們的一些聯盟有什麽不光彩之處。人們結成聯盟往往是為了對付更大的威脅，而對我們美國人來說，最大的威脅依然是共產主義。是的，我國政府承認皮諾切特的政府為智利的合法政府。但是，難道我們沒有接受兩億俄國人生活在蘇聯共產主義統治下這個既成事實？何況，皮諾切特沒有征服世界的企圖，誰需要為皮諾切特感到擔憂呢？

法：科爾比先生，我來告訴您是誰。首先是智利人感到擔憂，兩年多來他們被監禁、迫害、折磨和殘殺；其次是那些真正相信自由，而不是像您這樣口頭上相信自由的人感到擔憂；最後是那些像我國那樣害怕成為第二個智利的國家感到擔憂。謝謝美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