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科爾比（第7/12頁）

科：您選擇智利作為例子，恰好犯了個錯誤。如果您仔細閱讀參議院不顧我的反對而發表的有關智利情況的報告，那麽就會看到，從1964年以來，我們僅限於幫助中間民主力量去反對聲稱已經同卡斯特羅和共產黨聯合的阿連德。中央情報局沒有參與1973年推翻阿連德的事件。參議院委員會沒有找到一個證據，足以證明1970年以後我們曾有過合作。

法：真的？資助罷工呢？還有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資助呢？

科：是的，給了一點兒錢，極小的援助。我們是通過別人給的，也就是說，把錢從一個小組轉到另一個小組，是微不足道的。您可以看看我在參議員丘奇面前是怎樣否認的：“只有1970年的六個星期是個例外。”

法：我認為還不如說是1970年“開始”的，是從11月2日，即尼克松和基辛格召見當時中央情報局的頭目理查德·海爾姆斯並命令他組織政變推翻阿連德時開始的。

科：只延續了六個星期……我們沒有成功……我們在智利的另一部分計劃是支持中間民主力量反對左派的威脅。1973年推翻阿連德的行動並未納入我們的政策範圍之內。我們當時等待著1976年的選舉，希望民主力量在1976年獲勝。當然，我們沒有幫助阿連德，但是在1973年的政變中我們是清白無辜的。那次政變是阿連德自己造成的，就像國會和最高法院所說的那樣。因為他破壞智利的社會和經濟，反對民主，壓制反對派的報刊，違反憲法……

法：科爾比先生，您在捏造什麽鬼東西呀？您怎麽能允許自己這樣偽造歷史？恰恰是反對派的報刊把阿連德折磨到最後的時刻。

科：認為阿連德是民主黨人，那是您個人的看法。他本人聲言要鎮壓反對派和資產階級。鎮壓！您的阿連德是個極端主義者，是個壓迫者。我知道這一點，我有確切的情報。

法：科爾比先生，如果您的所有情報都與此類同，那麽我就明白了為什麽中央情報局經常洋相百出。我想從您這個為民主而戰的人那裏了解：如果阿連德以民主的方法取得選舉的勝利，那麽他是否有權管理自己的國家？

科：嗯，這個……

法：科爾比先生，別猶豫，快回答我。

科：難道墨索裏尼沒有在選舉中取勝嗎？希特勒不是靠選舉才成為德國總理的嗎？

法：科爾比先生，您不能如此懷有惡意。您不能把阿連德與希特勒和墨索裏尼相提並論。這太過分了。

科：並不過分。我信仰西方的民主自由。

法：是以什麽樣的方式來信仰民主自由？是以殘殺的手段嗎？請您給我講講阿連德的參謀長施奈德將軍遇害事件。

科：我們中央情報局與謀殺施奈德將軍事件沒有什麽關系。沒有什麽關系……參議院關於智利情況的報告說：顯然企圖綁架他的小組不是從中央情報局接受武器的小組。問題仍然是，六個星期。啊，您對中央情報局的看法實在太偏激。您像美國新聞界對黑手槍事件一樣激動，就是參議員丘奇講的帶有箭頭的黑手槍。這種武器從來沒有使用過，從來沒有。啊，是你們新聞界給中央情報局抹黑，進行捏造和歪曲。當然，我們在國外活動時，有人被殺死……當然……既有我們的特工人員，又有對方營壘的人。但不是暗殺。我知道誰在為我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證他們是善良的美國人，是為保衛自己的國家和保衛自由的權利而戰的真正的愛國者……

法：你們為什麽不向皮諾切特去要這樣的權利呢？

科：每一個國家都應該作出自己的選擇，而且這是我國政府的事。您之所以不明白，是因為您以意識形態為出發點。我不是搞意識形態的。我是個民族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作為一個地道的實用主義者，我告訴您應由美國人決定哪裏需要幫助，哪裏不需要幫助。幫助歐洲人阻擋共產主義的推進是我們的權利。同樣，支持阿連德的反對派也是我們的權利。中央情報局已經這樣幹了30年。我再一次重申，它幹得很出色。我再一次重申，意大利是最好的例子。

法：科爾比先生，請您告訴我，在那個實用主義的名義下有沒有發生過中央情報局建議政府同意大利和歐洲的共產黨人進行對話的事？

科：對話？我看不出存在我們和他們對話的可能性。而且他們的立場很鮮明，我們了解他們的政策和綱領。我們對個別人的誠意不感興趣，一個有誠意的人常常可能被另一個人取代。至於他們的許諾……葛羅米柯[9]也作過許諾，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10]也同樣作過許諾，鄭重其事的許諾。

法：那麽當塞格雷和納波利塔諾[11]受到美國國會外交委員會的邀請時，是中央情報局告誡不發給他們簽證的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