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瓦羅·庫尼亞爾（第6/8頁）

庫：當然，軍隊中隱藏著毛主義者的軍人。眾所周知，鑒於他們是受反動勢力領導的，因此是反對我們的。毛主義集團的這種指導方針是帶有普遍性的，在全世界都一樣。他們的敵人不是中產階級，也不是資本主義。實際上，他們本身就來自中產階級，甚至來自資本主義。他們的敵人是共產黨。葡萄牙的毛主義者就像意大利、法國和德國的毛主義者一樣：在反對共產黨的活動中充當反動派的傀儡。是的，他們構成一個危險，但是他們沒有取得政權的任何可能性。他們只能搞分裂和進行挑釁。就像昨天夜裏那樣，他們叫嚷說，在政治犯營地有與法西斯分子一起密謀策劃的共產黨人。

法：政治犯營地？怎麽！監獄不夠用嗎？今天在葡萄牙有多少政治犯？

庫：我不知道。不論怎麽說，不很多，不很多。這些軍人過於輕易地釋放他們。先逮捕他們，第二天又把他們釋放了。確實，這些軍人有時顯得太溫文爾雅。然而他們進行了一場革命！

法：庫尼亞爾，您聽我說，這裏人們一味談論著革命。什麽革命呢？革命發生時，人民加入到它的行列中去。對我們來說，4月25日是一次政變，而不是一場革命。

庫：根本不是這麽回事！如果您把武裝部隊運動看做是一個糾集在一起為了有朝一日發動一次軍事政變的陰謀集團的話，那麽您就理解不了在葡萄牙發生的事。4月25日不是一次軍事政變，我們共產黨人當時就這樣宣布過。它是在軍隊內部展開的一次民主力量運動，他們召開每次有400名軍官參加的會議，商討改變政權的方式。我本不該說是會議，而應該說召開代表大會。倘若您問我召開代表大會時人民何在，那麽我將告訴您說，如果人民沒有開始進行鬥爭，那麽就不可能形成武裝部隊運動。進步的軍官並不是從天而降的，也不是像雨後的蘑菇那樣自行生長的。但是為了說服您，我現在不得不加以分析。

法：別麻煩您了吧。

庫：一點也不麻煩。現在我來進行分析。對資本主義統治集團來說，法西斯政權的最後幾年也是艱難的。殖民戰爭消耗了43%的國家資源，統治集團發現承受這場戰爭再也無利可圖。除此之外，戰爭把他們孤立於歐洲之外，阻礙著自己的經濟發展。他們焦慮不安地反復強調卡埃塔諾必須修改他的國際政策和使政權自由化。這種焦慮在斯皮諾拉和其他將軍們的身上引起了反響。斯皮諾拉是個聰明的人，訓練有素，有自己的派系。但是在軍隊內部還存在著第二個派系：進步軍官的派系。我們承認它是個基本的派系，而不是意識形態的派系。訓練有素的人是很少的，如，共產黨的支部僅僅存在於士兵中，在軍官中是很少的。武裝部隊運動與其說是作為民主運動而形成，還不如說是作為特殊階級的運動而形成的。後來，軍官們開始聚會，共商他們的軍事生涯問題。這種討論廣泛開展起來，他們也就趨於成熟。兩個派系，即僅僅要求政權自由化的斯皮諾拉派系和有著更多要求的進步軍官的派系於4月25日匯合在一起……

法：……後來來了庫尼亞爾，做了進步軍官們的工作，做得恰到好處。

庫：不應該這樣看。我們共產黨人在4月25日之前沒有與之接觸。我們曾期待發生某些事，但沒有確切預料過將會發生什麽事，因為我們在軍隊中沒有自己的勢力。沒有。也不能說我們有很多的同情者。事先估計到的領導人是一個溫和派人物科斯塔·戈麥斯。後來，斯皮諾拉取代了科斯塔·戈麥斯的地位，因為同卡埃塔諾談判的是斯皮諾拉，卡埃塔諾聲稱只有在斯皮諾拉擔任新領導人的情況下才投降。不管怎樣，這不是我要向您解釋的東西。事實上，推翻法西斯專政的是軍隊，推進革命運動的是人民。是人民襲擊了警察所，釋放了政治犯。我可以用影片向您證明這點。

法：庫尼亞爾，您是何時重返葡萄牙的？

庫：我不知道，我記不得了。

法：快，好好想一想，說吧。

庫：也許是29日，也許是30日，肯定是在五一節前夕。但是我曾多次秘密回國，法西斯政府始終阻止不了我回國。我不在國外是因為卡埃塔諾不要我在國外，我在國外是因為我的黨要求我在國外。我像無數的共產黨人那樣能隨心所欲地進出邊境。從1940年到1974年，我們共產黨人的秘密過境連續不斷，只有一次是失敗的。因此，我在五一節前夕的回國應該被看做是第一次持有效護照入境。

法：您怎麽花了四天時間才到達？您是從什麽地方回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