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爾德·卡馬拉（第5/9頁）
法：埃爾德先生，我現在向您提一個難以回答，而又必須回答的問題。在您的生活中，曾有過一段時間，您信奉過法西斯主義。這怎麽可能呢？後來，您又是怎樣作出如此不同的選擇？請原諒我提出這段不光彩的往事。
埃：您完全有權利面斥我的這段不光彩的往事。現在我毫不感到羞恥地回答您，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都埋藏著法西斯的種子。有時它永遠埋在那裏，有時它卻會發芽。當我年輕時，它就發芽了。那時，我22歲，也夢想去改變世界。我看到世界被分為右派和左派，即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共產主義的反對者，我選擇了法西斯主義。在巴西，它稱為一體化運動。一體化主義者不像墨索裏尼統治下的意大利法西斯分子那樣穿黑襯衫，而是穿綠襯衫。他們的格言是“上帝—祖國—家庭”。這一格言非常合我的胃口。現在，我又如何看待這些呢？這是由於我這個年輕人的單純、善良的願望和消息閉塞而導致的。當時沒有很多的書可讀，也沒有很多的良師益友來指導。這因為我的上級切阿拉主教是贊成的，他曾要求我同一體化主義者一起工作。您知道嗎？我同他們一起工作到27歲。只是到了裏約熱內盧後，我才開始懷疑那條路不是正道。在裏約熱內盧，與紅衣主教切阿拉有著不同觀點的紅衣主教勒梅要我拋棄這一運動。我現在講述給您聽，一點也不感到為難，因為每一個經歷、每一個錯誤，都是一筆財產，都有教益，至少了解了別人。我對今天的法西斯分子說：“世界上不僅僅存在著法西斯主義，存在著共產主義，現實遠遠要復雜得多。”我講這些話時，對它的含義是很清楚的。您想知道我究竟是怎樣作出今天這樣的選擇嗎？答案很簡單：當一個人的工作能接觸到人間的苦難時，最終他往往會在苦難的影響下孕育起某種思想。許多反動派之所以成為那種人，因為他們不了解貧困和屈辱。我是何時孕育起這種思想的呢？誰知道，我只能說，早在1952年我被任命為主教時，這種思想開始發芽。召開世界聖體大會的那一年，即1955年，這種思想已經到了成熟的階段。1960年，在坎德拉裏亞教堂紀念聖溫琴佐的一天，我的新思想誕生了。我走上了布道台，開始從公正的含義，而不是從慈善的含義上布講上帝之愛。
法：埃爾德先生，有人打算通過暴力達到公正。您對暴力作為鬥爭工具是怎麽看的？
埃：我尊重暴力。但在此需要闡明一個道理。當人們談論暴力時，不應該忘記頭號暴力，即暴力之母。它產生於種種不公平的現象，人們稱它為不公正。為此那些想表明自己是受壓迫的人就用二號暴力，即現行的暴力來反對頭號暴力。這二號暴力又招來了三號暴力，即法西斯主義的暴力。這是螺旋形的發展。作為教士，我不能，也不應該接受三種暴力中的任何一種，但是我能理解二號暴力：正是因為我知道它是由於受到挑釁而導致的。我痛恨那些麻木不仁的人，痛恨那些沉默不言的人。我喜歡戰鬥的人，喜歡敢作敢為的人。在巴西以暴力反對暴力的青年是我所贊賞的理想主義者。不幸的是他們的暴力一無所獲。我還不得不這樣斷言：“如果你們準備動武，壓迫者將會鎮壓你們。想用武力同他們較量純系愚蠢舉動。”
法：埃爾德先生，換言之，您想說，在拉丁美洲武裝暴動是不可能的。
埃：它是正當的，但卻是不可能的。我之所以說是正當的，因為武裝暴動是被挑起來的；我之所以說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將被鎮壓。遊擊戰是拉丁美洲唯一解決問題的辦法這一思想，是在菲德爾·卡斯特羅取得勝利後發展起來的。但是菲德爾·卡斯特羅一開始並沒有反對美國！古巴事件的發生使美國感到驚訝。古巴事件之後，美國便在拉丁美洲各國做各種反遊擊戰的準備，以阻止第二、第三個古巴的出現。因此今天，凡是在拉丁美洲掌權的軍人都得到五角大樓的援助，以鎮壓企圖搞革命的人。在拉丁美洲有一些高級戰爭學校，在那裏，士兵們不僅在毒蛇出沒的叢林中和最艱苦的條件下接受訓練，而且還學習政治宣傳。這就是說，他們的身體學會殺人，他們的頭腦懂得了世界是一分為二的：有著自己準則的資本主義為一方，反對這些準則的共產主義為另一方。總之，這些特種部隊是如此的訓練有素，以至任何人想同它們抗衡的話，最終必將遭到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