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爾德·卡馬拉（第7/9頁）

法：是的，埃爾德先生，那麽我問您：為了消滅不公正，您的智慧找到了什麽樣的解決辦法？

埃：凡是口袋裏裝著解決辦法的人都是自以為是的白癡。我沒有解決辦法，我只有看法和建議。它們可以概括為“和平的暴力”這幾個字，也就是說，不是年輕人所選擇的手持武器的暴力，而是甘地和馬丁·路德·金所宣揚的暴力，基督的暴力。我之所以稱它為暴力，因為它不滿足於小小的改革和修正，而是要求對現行的結構進行徹底的革命：建立一個嶄新的社會，這個社會建立在社會主義基礎上，但不做無謂的流血犧牲。為窮人而戰，為窮人而死是不夠的，需要引導窮人意識到自身的權利和自身的貧困。必須使群眾有自己解放自己的迫切要求，而不是由寥寥幾個對待酷刑就像古羅馬鬥獸場的基督徒對待獅子那樣的理想主義者來解放他們。如果群眾還是端坐在那裏觀看的話，那麽讓獅子吞吃了也無濟於事。但如何使他們站起身來呢？您也許會回答，這是一種幻影，我是個烏托邦主義者，是個天真幼稚的人。但是我斷言：使群眾覺悟起來是可能的，也許同壓迫者進行對話也是可能的。十惡不赦的壞人是沒有的，即使在最臭名昭著的人身上也能找到積極的因素。要是我們能以某種方式同最聰明的軍人們進行談話呢？要是我們能進一步誘導他們改變自己的政治哲學呢？作為昔日的一個一體化主義者、一個法西斯分子，我了解他們的思想方法。也許我們能夠說服他們去認識那種方法是錯誤的，靠用刑和殺人扼殺不了思想，用恐怖維持不了秩序，只有靠尊嚴才能得到進步，不發達國家不能依靠為資本主義帝國效勞而得到自衛，人們應該做各種嘗試。

法：埃爾德先生，您做過嘗試嗎？

埃：在這方面我將做嘗試。在您的這次采訪中，我對您這樣說就是做嘗試。還應該明白，世界在前進。暴動的風暴不僅沖擊著巴西和拉丁美洲，而且沖擊著全球。啊！甚至還沖擊到了天主教教會。在公正問題上，教會已經得出了一定的結論。這些結論是簽署在紙上的。確實，許多神甫在討論獨身主義，但討論更多的是饑餓和自由。您要知道，其次，還需要考慮討論獨身主義帶來的後果：在各種反抗之間存在著一種關系。如果人們沒有勇氣改變內在結構的話，那麽就不可能要求改變外部結構。人類的重大問題並沒有被生活在拉丁美洲的神甫，被埃爾德先生所壟斷。歐洲、美國、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神甫都面臨著這些問題。

法：埃爾德先生，他們都是孤立的集團，在金字塔頂端的還是那些維護舊結構和代表現政權的人。

埃：我不能說您錯。簽署在紙上的結論和活生生的現實之間有著巨大的差別。教會始終過於擔心維持秩序和避免混亂的問題，這就使它發現不了它的秩序實際上是相當混亂的。我不為教會辯護，常常自問道，正直的有德之士怎麽可能過去和現在接受那樣的不公正。在巴西，整整三個世紀，教會覺得黑人處於奴隸地位是正常的！事實上，天主教教會是政權的齒輪。教會有錢，它就使用這些錢。它熱衷於經商，同擁有財產的人聯系在一起。它以為這樣可以維護自己的威信，但是，如果我們要擔當得起我們僭取的角色，那麽就不應該再考慮威信問題。我們也不應該像本丟·彼拉多[3]那樣洗手不幹，而應該洗刷我們的玩忽職守，償還債務。應該重新取得年輕人的尊敬，即使不是他們的好感和愛戴。讓那些錢去見鬼吧！不要再以耐心、馴服、謹慎、苦難和行善來宣揚宗教了，慈善、面包和餅幹也講得夠多了。人的尊嚴不能靠贈送給他們面包和餅幹來維護，而應該教導他們說：“火腿也是屬於我的！”我們神甫對宿命論負有責任，正是這種宿命論使窮人安於自己是個窮人，使不發達國家的人民安於自己處於不發達的狀態。鑒於這種情況，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者的說法是有道理的：宗教是一種異化了的力量和起著異化作用的力量，也就是人民的鴉片。

法：天哪！埃爾德先生，保羅六世是否也知道您現在講的這些話？

埃：知道，知道。他沒有反對，不過他永遠也不可能像我這樣說話。這個可憐的人，他周圍有某些人！

法：埃爾德先生，您聽我說，但是就目前而言，您是否真的認為教會在尋求和推行公正上能略起作用？

埃：噢，我不認為這樣。我們要打消這種看法，認為在教會招來種種麻煩之後，它能使自己起這樣的作用。對，我們有義務在這方面進行幫助，但不能帶有驕矜自恃的色彩，也不能忘記最嚴重的罪過是屬於我們基督教徒的。去年，我在柏林參加了為期一周的基督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和馬克思主義者的圓桌會議。在那裏我們討論了世界上的重大問題，研究了我們所做的工作，我們得出結論：宗教欠下人類一筆巨債。但是欠債最多的是我們基督教徒，而且是天主教徒。如何解釋掌握著地球80%資源的少數幾個國家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國家，而且往往是信奉天主教的國家呢？我由此得出結論：如果希望確實存在的話，那麽它就在於聯合在一起的各宗教的共同努力，但僅靠一個天主教教會是不夠的，或僅僅靠基督教教會也是不夠的。現在擁有多種可能性的單一宗教已不復存在。只有靠喬瓦尼教皇稱之為有善良願望的那些人才能取得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