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爾德·卡馬拉（第6/9頁）

法：像切·格瓦拉那樣嗎？埃爾德先生，您對切·格瓦拉作何評價？

埃：格瓦拉是遊擊戰的天才，在古巴已經表明了這一點，因為取得非凡勝利的是他，而不是菲德爾·卡斯特羅。您要知道，我之所以說非凡的勝利，是因為我從來沒有忘記巴蒂斯塔時期古巴的情況。別人忘了，我可沒有忘。但是從政治角度來看，他的天才程度就差多了，他的死證明了我的看法是正確的。後來，他選擇了玻利維亞，也就是選擇了一個特權者為數甚少，群眾生活低於人類的水平，毫無起義希望和覺悟的國家。這是個錯誤，因為他不能得到他為之而戰鬥的那些人的幫助，因為這些人不懂得為什麽要生，為什麽要死。他只能孤軍奮戰，反遊擊隊的專家消滅了他。不，不可能出現第二個古巴。我不認為拉丁美洲會像切·格瓦拉所說的那樣，“需要許多個越南”。當我想到越南的時候，我想到的是抗擊著一個超級大國的英雄人民，因為我根本不相信美國賴在那裏是為了保衛自由世界。

法：卡米洛·托雷斯[2]的情況呢？

埃：也是一樣。在某種程度上，卡米洛是個誠實的神甫。盡管他始終是神甫和基督教徒，但他丟掉了教會善於和願意實現他的美好計劃的各種幻想。他以為共產黨是唯一能夠有所作為的黨派。於是共產黨人收留了他。凡是最危險的地方，他們就派他去戰鬥。他們的頭腦中有個計劃：卡米洛一旦被害，哥倫比亞就會烽火四起。卡米洛被殺害了，但哥倫比亞並沒有因此而烽火四起，年輕人沒有付諸行動，勞動者也沒有付諸行動。這又回到了我前面說過的話。

法：埃爾德先生，那些話是否也適用於正在巴西進行城市遊擊戰的青年？

埃：顯然也適用。噢！我非常尊敬您所說的那些巴西青年。我愛他們，因為他們勇敢、成熟，因為他們一心想的是解放巴西，而絕不是出於仇恨才行動的。他們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他們沒有時間來訓練群眾，表現得急躁，甚至以生命作為代價。我本不願意使這些年輕人泄氣，但是我不得不這樣做。無謂地犧牲自己的生命，或者幾乎無謂地犧牲自己的生命值得嗎？首先請您想一想為了取得購買武器的資金而對銀行進行搶劫這件事吧。武器價格高得令人咋舌，把武器運進城裏是瘋狂之舉。這種冒險、這種犧牲難道是合適的嗎？現在請您再想一想為了換取獄中同志的釋放而對外交人員進行綁架這種舉動吧。每當遊擊隊釋放一個外交人員以換取他們獄中同志的釋放時，警察便進行大搜捕，空出的牢房又裝滿了人。刑房也是如此。一面出去，一面進來，這有什麽意義？難道意義就在於替換人員，在原來殘廢者和死者的基礎上再增加殘廢者和死者嗎？難道意義就在於增加暴力的頻繁程度，有利於法西斯專政嗎？您瞧，我的反對不是出於宗教的原因，而是出於戰術上的考慮。它不是來自某種理想主義，而是來自微妙的政治現實主義。是一種適合於美國、意大利、法國、西班牙、俄國等一切其他國家的現實主義。在它們任何一個國家中，如果青年擁向街頭，想鬧革命，那麽轉瞬間，他們就會被消滅。不應該急躁！譬如說，美國的五角大樓總有徹底垮台之日。

法：埃爾德先生，耶穌基督也是急躁的。當他向當局挑戰時，也不作很多戰術上的考慮。在世界歷史上，往往是那些敢於對付膽小的人取得勝利，而青年……

埃：您要知道我是多麽的了解青年人啊！年輕時，我也是個急躁的人。在神學院，我是那樣的好唱反調，以至成不了馬利亞的兒子。我在默禱的時間內聊天。盡管有禁令，我還是寫詩。我同我的上級爭論。我敬佩今天的新一代，因為他們比我年輕時要難以馴服百倍，比我年輕時勇敢百倍。在美國，在歐洲，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我對俄國的青年一無所知，但我確信，他們也想有所作為。是的，我知道，對於今天的青年來說，一切都變得更加容易，因為他們有更多的消息和更多的信息。他們有我們一代人為他們鋪好的道路，而且在利用這條道路時是非常出色的。他們是那麽的渴望公正和反抗，又有多麽強烈的責任感。他們對自己的父母、師長、牧師和對自己的要求是嚴格的。他們背棄宗教，因為他們發現宗教辜負了人們的期望。當他們遇到真誠和同情心時，他們是真誠的。很久前，有幾個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來找我，他們帶著幾分傲慢的神氣說，他們決定接納我。我回答說，聽著，那麽我們設想一下，我不接納你們呢？於是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甚至是尖銳的討論，但最後以擁抱而告終。我不僅喜歡今天的年輕人，而且羨慕他們，因為他們有幸同世界上的青年一起度過自己的青春。但是您不可能使我不老，因此您也不能阻撓我變得明智和冷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