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皇帝：最不幸的人（第6/11頁）

北齊文宣帝高洋的病狀則是病理性激情。他懷疑其寵妃薛氏與大臣私通，親自砍下薛氏的頭，將之藏在懷中赴宴。酒席中，他拿出薛氏的頭放在盤子裏，在座眾人大驚失色。他叫人取來薛氏的遺體，當眾肢解，取出薛氏的髀骨，制成一把琵琶，邊彈奏，邊飲酒，邊哭泣，嘆息“佳人難再得”，傷痛不已。最後，他披頭散發，哭著將薛氏下葬，用的是隆重的嬪妃之禮。

……

與這些變態行為相比，北齊後主高緯愛當乞丐，齊廢帝東昏侯蕭寶卷捕老鼠、睡懶覺、驅百姓，明代萬歷皇帝二十年不上朝，洪武皇帝濫殺功臣，嘉靖皇帝偏執，天啟皇帝沉溺於木匠活兒，都算不上駭人聽聞了。

第四，歷代皇帝中，事業成功者，也就是說較好地履行了自己職責的只占一小部分，基本符合儒家道德規範的“聖君”更是鳳毛麟角。為後世所紀念和景仰的歷代成功帝王加起來不過十數名，而庸主、昏君、暴君則比比皆是，占到百分之九十還多。由於皇帝這個職業挑戰性過大，這個階層中的人，在工作中要體會成功感最難，體會到的挫折感卻最多。大部分皇帝在這個職位上是“混”過一生的，因為他們的才能、精力、學識不足以統治如此復雜而遼闊的帝國。

六

權力過於巨大，是造成中國皇帝不幸的根本原因。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為他的權力沒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樣因為他的權力沒有邊界。

皇帝十分清楚他的一切都是來源於自己的權力。為了保持自己的至高尊榮，皇帝必須牢牢把握住權力，一絲一毫也不能放手。利益的焦點必然是力量的焦點。普天之下有多少精英人物在日夜垂涎、掂量、窺探、謀劃著大位。為了讓天下人成為自己的奴隸，皇帝自己成了權力的奴隸。他必須像愛護眼睛一樣地愛護自己的權力，一分一秒也不能松懈。被剝奪權力的恐懼使皇帝常年神經高度緊張，甚至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呈現某種精神病態。朱元璋在寫給自己繼承人的《皇明祖訓》中，就鮮明地表現了這種過度戒備心理。他說：凡帝王居安之時，應該常懷警備之心，日夜時刻不可松懈，這樣才不至於被人所窺測，國必不失……每天都要當成是在戰場上一樣，白天注意觀察周圍人的言語舉動，晚上要嚴密巡查，搞好宮內安全保障。即使是朝夕相見的心腹之人，也要提高警惕，所謂有備無患也。如果有機密之事要與親信商量，需要屏退旁人，那麽也不能令護衛們退得過遠，最多十丈，不可再遠……兵器、甲胄，不離左右，更要選擇數匹良馬，置於宮門及各處城門，鞍韉俱全，以防意外……

為了保證自己的意志絕對暢通，為了保證自己對權力的獨占，皇帝們一再地粉碎對皇權的任何威脅和挑戰，同時也不得不把自己變成牛馬，擔負起沉重的工作負荷。在皇帝體制下，“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那些雄才大略的皇帝，每一個都不得不成為工作狂。秦始皇每天規定自己必須看完一百二十斤竹簡文件才能休息。朱元璋說自己“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據史書記載，洪武十八年（1385年）九月的八天之內，朱元璋閱讀奏折1660件，處理國事3391件，平均每天要閱讀奏折兩百多件，處理國事四百多件！雍正皇帝在位期間，自詡“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遊獵，日理政事，終年不息，在位十三年，寫出了一千多萬字的朱批。

康熙皇帝對歷代帝王短壽有自己的解釋。他在遺詔中曾深有感觸地說：自古帝王多享年不永，書生們每每因此多有譏評。他們怎麽知道，皇帝面對的政務之煩，使人不勝其勞。做大臣的，想做官就做官，不想做就不做，回家抱抱孫子，優遊度日。皇帝就沒有這樣幸福。皇帝的重任不可以托付給旁人，所以舜帝直到死在蒼梧時，禹帝直到死於會稽那一天，都沒有享受過安寧的生活。當了皇帝，就沒有退路，怎麽敢奢想安逸？

除了勞累之外，皇帝的生活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刻板。

本來，世俗權力的巨大，已經令皇帝精疲力竭，可是傳統文化對皇帝的要求還不止於此。為了給權力的暴力內核穿上一層華貴的外衣，皇帝無不把自己的地位與上天聯系起來，編造種種光怪陸離的傳說，聲嘶力竭地宣揚和渲染自己的與眾不同。開國皇帝通常都宣稱自己是神龍怪獸與人的私生子，因此他和他的子孫生來具有神性。他們不僅要占領權力的最高點，也要占領道德的最高點，所以他們自稱為“聖”。他們說：“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按照“天理”，皇帝是上天在人世間的代表，據說“天生萬民，本性中都有善質，而有未能善者。於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中國是一個禮治社會，既然皇帝是天生聖人，是萬民的老師，那麽一舉一動更應該體察天道，遵守禮儀，有章有法，完美無瑕，以為天下眾人之表率，達到“一人正而天下正”的大好局面。因此，歷代相積，一套建立在“禮法”之上的完整的“帝王守則”形成了，使帝王生活的，每一分鐘無不處於規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