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第7/9頁）

這些問題引發了許多討論，例如，在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之前，由於這些問題，人們對香港的未來提出了許多疑問，最後由鄧小平本人明確了中國的立場。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指導政策。鄧重視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為民選政府的建立制定了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進度表。[18]

為了結束國共兩黨的歷史爭端，北京對台灣做了類似的承諾。然而，台灣的步伐要快得多，它已經在20世紀70年代完成了從國民黨統治的一黨制專制政權向民主政治的轉型。蘇聯解體之後，許多共產主義國家消失了，中國共產黨顯然決心避免類似的命運。在字面和比喻意義上，中國的“內戰”狀態仍在持續，中國大陸會“堅守原則”，偶爾發出戰爭警告，但總的來說，這場沖突已經完全回到了政治領域。這場沖突的意義現在顯得更加突出了。結束國共兩黨敵對狀態的談判久拖不決，雙方遲遲難以達成彼此都能接受的條款。談判本身就像一場有關中國正在變化的政治秩序的辯論。

由於談判事關重大，雙方都堅持自己的傳統觀點，並盡量利用過去和現在成功的例子。如今人們可以接觸到關於中國內戰的大量新的研究材料，一部分是因為隨著政治自由化的進程，保密的要求在不斷降低，一部分要歸功於國共雙方正在激烈爭奪這段歷史和未來的解釋權，由此解禁了不少資料。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外國學者想要直接獲得黨和軍隊的原始記錄有多麽困難。很自然地，為了突出自己的優勢和掩蓋自己的弱點，國共雙方都力圖“控制”各自的歷史。因此，國民黨的材料主要關注1945年以前，甚至更早以前的事情，即國民黨政權最初成立時期發生的事情。在國民黨的歷史論述中，最為重要的部分是政治制度的建設和國民黨在外交關系上取得的勝利——正是外交上的成功為中國在國際社會中贏得了大國的地位。國民黨的記錄還強調了1949年之前和1949年之後的連續性，以及他們在台灣取得的成功。

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將關注的重點放在他們奪取政權的光榮而偉大的歷程上。在共產黨的歷史中，具體戰役和政治都占有很大的篇幅。但共產黨自己講述的政治很少涉及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和土地改革——正是這種階級鬥爭和土地改革預示了1949年之後中國社會的巨變。相反，現在中國共產黨希望人們記住，是其提出了和解性的統一戰線策略、忠誠的共產黨人在國民黨控制的城市裏從事危險的地下工作，以及如何通過談判讓國民黨軍隊不戰而降。作為傳奇，這些事跡在無以計數的戰爭故事書和老兵的回憶錄裏被人們反復傳頌著。其中的政治含義是十分明顯的，提醒人們共產黨過去曾取得的最重大的勝利，從而鞏固當前遭到削弱的權威。中國共產黨特別強調了被自己擊敗的對手，同時提醒人們自己過去付出的努力。毫無疑問，共產黨希望在自己的領導下，國共兩黨最終能再次聯合起來。

雙方通過以上的方式重新回顧中國近代歷史，不僅是出於自身的需要，也是有選擇性地為當前的政治目的服務。然而，如今的政治格局已經大不相同了。的確，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仍是主要的競爭對手，現在的問題仍然是舊有的共產主義對新的經濟和政治管理模式的挑戰，以及這種挑戰造成的根本性的差異。而且，雙方對過去50年成功、失敗和對抗的不同記錄更將這些差異擴大了很多倍。此外，兩個主要競爭對手對有關他們自己歷史的最權威的文件和資料有著絕對的控制權。然而，考慮到50年來的變化，以及公共領域的記錄越來越多地開放，人們的研究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事實上，這些公共領域的記錄所能發揮的作用要遠遠超出官方原有的想象。

我們前面提到的描述1947年2月28日台灣事件的新書就是這種超越嚴酷的高壓政策下的歷史學範疇的明顯例子。長期以來被禁止討論的政治事件終於合法地出現在歷史敘述中，而且很快成為當前政治議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樣，國民黨的腐敗和它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糟糕的經濟管理並不是沒有意義的，當代中國可以從中得到許多經驗教訓。1949年以前自由知識分子為爭取獨立的政治評論權而進行的鬥爭也具有同樣的意義。我們還注意到，新舊時期學生運動的許多訴求都是相同的，例如反對戰爭、日本侵略、貧困等等。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注重歷史先例，強調連續性，希望留下自己的歷史遺產。實際上，這只是古代中國政治中一種常用的方式而已，國共雙方為了爭奪對未來中國的影響重新使用了這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