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第9/9頁）

[3]見賀康玲、戈迪溫《星星之火：中國的農村革命》中的“概述：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觀察”一節。

[4]詹隼：《人民戰爭分析》，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10、15—16頁。

[5]除了前面提到的賀康玲和戈迪溫的總結，還可以參考韋思諦（Stephen Averill）：《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載於《台灣中華民國史學研究》，第18卷，1992年11月，第1期，第225—255頁。第一部對“農民民族主義”提出異議的著作是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的《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71年）。詹隼和塞爾登隨後逐條回應了針對他們的批評，但是他們只做了很小的讓步，因此他們原來的觀點基本是沒有改變的。見詹隼：《回顧農民民族主義：一本著作的傳記》，載於《中國季刊》，1977年12月，第72期，第766—785頁；以及馬克·塞爾登：《結語》，載於《中國革命：回顧延安之路》，紐約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M. E. Sharpe），1995年，第222—258頁。

[6]薛君度：《中國共產主義運動（1937—1949）：關於胡佛研究所中文藏書中相關文獻選編與注釋》，斯坦福：胡佛研究所，1962年。見《書目叢刊》，第11期，第226頁。

[7]萊昂內爾·馬克斯·查辛：《共產主義征服中國：1945—1949年的內戰史》（蒂馬斯·奧薩托和路易斯·格拉斯譯），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65年；威廉·威特森、黃震夏：《中國高層指揮：共產黨軍事政治史（1927—1971）》，紐約：普雷格出版社（Praeger），1973年。

[8]20世紀90年代中期仍有有關這一課題的新著作。例如，托尼·塞奇（Tony Saich）和方德萬（Hans van de Ven）編輯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新視角》（紐約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1995年）中的第二部分“地區差異”。

[9]修訂後的相關英文資料的參考書目包括一些20世紀40年代的著作。柯偉林（William Kirby）在《台灣中華民國史研究》（第18卷，第1期，1992年11月），提出了精辟的見解。除了新中國的資料，這一領域的研究還受益於包括俄羅斯和東歐在內的蘇聯陣營國家新公開的档案。見馬克·克萊默的新參考書目：《莫斯科档案研究：進步和錯誤》，載於《國際冷戰史匯編》，沃德羅·威爾森國際學術中心，華盛頓特區，1993年秋，第1、18—38頁。

[10]約瑟芬·伊克：《中國的城市革命：國共爭奪平津的鬥爭（1945—1949）》，紐約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1995年。

[11]賴澤涵、馬若孟、魏萼：《悲劇性的開始：台灣“二二八事變”》，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1年。

[12]史蒂文·萊文：《勝利的鐵砧：1945—1948年共產黨在滿洲的革命》，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7年。

[13]易勞逸：《毀滅的種子：1937—1949年戰爭和革命中的民族主義中國》，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83年；胡頓（E. R. Hooton）：《最偉大的動蕩：1936—1949年的中國內戰》，倫敦：Brassey's出版社，1991年。

[14]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ere）在《中華民國的民間社會和城市變遷》中考察了中國民主革命後的社會和文化歷史。見《中國季刊》，1997年6月，第150期，第309—328頁。

[15]見熊玠（James Hsiung）對這一研究空白的評論。熊玠將這一空白歸咎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持續的敵意、官方的保密，以及對研究資料的封鎖。見熊玠和史蒂文·萊文編輯的《中國苦澀的勝利：1937—1945年的抗日戰爭》，紐約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1992年。

[16]參見毛澤東1957年2月27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引自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齊慕實（Timothy Cheek）、吳元黎（Eugene Wu）編輯的《毛主席的秘密講話》，第182頁。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指出，毛澤東在1936年就做過類似的預言（斯諾：《大河彼岸：今日的紅色中國》，紐約：蘭登書屋，1962年，第41頁）。在那之後，毛澤東在1965年和1970年會見斯諾時說過，日本讓中國人民學到了寶貴的革命經驗（埃德加·斯諾：《漫長的革命》，紐約：Vintage出版社，1973年，第173、198—199頁）。又見毛澤東1964年7月10日：《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的談話》，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533頁。

[17]兩篇介紹1949年之前的中國的代表性作品（不包括1945—1949年這一時期）是“重新評估中華民國”專號（《中國季刊》，第150期，1997年6月）以及熊玠和萊文的《中國苦澀的勝利》。

[18]見鄧小平的《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談話》（1987年4月16日），以及鄧小平《論香港問題》中的《要吸收國際經驗》（1988年6月3日），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第30—37、38—39頁（參見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15頁）。關於這場重大政治改革以及香港在其中地位的初步分析，見胡素珊的《香港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一國兩制”的首次考驗》，載於《當代中國》，199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