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第8/9頁）

中國和西方學者對過去中國政治歷史的興趣可能仍會存在差異，西方的研究可能會繼續避開中國內戰這一時期，尤其是避免做出任何結論。根據新的資料寫成的一兩本新書還不足以證明出現了新的趨勢。然而，新的研究，加上其他近期和目前關於1949年之前，國民黨執政早期的政府、政治、戰爭的研究顯示，堆積如山的新材料下蘊含著豐富的可能性。要想實現這些可能性，我們必須超越傳統的思維模式，這種可能性還意味著，那些曾被我們忽略的問題最終能得到多種形式的解答。

我始終認為，終有一天，會有其他人重新關注這些問題，並繼續前人未完的研究。基於這一考慮，《中國的內戰》的再版並沒有做任何改動，內容與最初的版本完全相同。我選擇性地調整了本書的參考書目，為的是讓人們知道，新的資料足以支持他們對這一時期的歷史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本書完成的時間幾乎跨越了兩代人，在此過程中，我得到了許多學術機構和個人的幫助，由於篇幅所限，這裏我無法一一列舉他們的名字。我要特別感謝那些一直以來關心我和我的著作的人，正是因為他們，本書才得以完成並面世；同樣是因為他們，我現在才可能推出這本書的再版。在這裏，我還要感謝羅曼和利特菲爾德出版社（Rowman & Littlefield）的工作人員，特別是蘇珊·麥克伊查恩（Susan McEachern），他們對本書的再版給予了巨大幫助。我要向負責本書印制工作的卡倫·約翰遜（Karen Johnson）表示感謝。對復旦大學的金光耀（Jin Guangyao），我要致以更大的謝意。以金為代表的年輕一代的中國學者們以客觀的立場搜集了大量近代中國的資料。金教授帶領他的翻譯團隊完成了本書1997年中文版的翻譯。在修訂書目的介紹中，我還要感謝在我查詢新的資料時，所有為我提供意見和建議的新老朋友們。

讓我心情沉痛的是，由於我研究中國內戰的時間超過了30年，許多以不同的方式對本書的完成做出貢獻的人已經無法親眼看到這次再版了，這裏我要向他們致以最誠摯的感謝。就在不久前的1999年2月和3月，謝偉思（John Service）和鮑大可（Doak Barnett）分別去世，他們的離世讓我回想起了許多曾給予我幫助的人們。雖然他們自己可能並沒有意識到，但他們分別在不同時期給予了我精神上寶貴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們自身的經歷就相當於一堂現實的政治教學課，讓我們這一代人清楚地了解到當我們繼續1949年以前的前輩學者的研究時，將要克服多大的困難。鮑大可教授的《共產黨接管前夕的中國》是少數幾本從親歷者的角度描述20世紀40年代中國歷史的著作之一，但這本書一直被鎖在抽屜和文件櫃裏，將近20年都沒能出版。書中收錄了許多親歷這段歷史的記者、外交官以及其他當事人的報告，在20世紀50年代，這本書爭議性太大，以至於無法出版。如今，這些資料已經在我們的歷史記錄中重新找回了屬於自己的位置。

當時還是一名研究生的謝偉思在20世紀60年代突然嶄露頭角，他的研究讓人們能夠更直接地了解1949年之前的中國。我們常說，開除謝偉思是國務院的損失，卻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件幸事。謝偉思的故事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充分顯示了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付出的代價。此後許多年，美國政治家們都在為此而相互指責。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年輕的謝偉思曾在美國駐中國辦事處任職。像許多同時代的外國人一樣，謝偉思就中國兩個主要競爭者的優勢和弱點做了詳細報告。由於這些報告，謝偉思成了第一個被國務院開除的被認為是“中國通”的美國雇員，此後他一直進行著最頑強的努力，想要洗刷自己“不忠”的名聲。最終，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於謝偉思的裁決，他得以重新進入政府部門。但在1956年和1962年期間，謝偉思被下放到美國駐英國一個無足輕重的領事職位上。離開政府後，謝偉思來到伯克利進修。他是班上的第一名，幾乎每門功課都是“A”，順利地拿到了碩士學位。畢業後，謝偉思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中國研究所工作了幾年。他的生活十分充實，一直擔任名譽顧問，為幾屆研究生提供了指導。無論我們之間的分歧有多大，我們對前輩學者都懷有相同的珍貴記憶和尊敬。鮑大可和謝偉思過去的工作不僅僅讓我們想到他們的貢獻和成就，也是一座跨越時空的“中轉站”，後來者正是以此為基礎，才得以繼續推進前輩學者的研究。

[1]見書後參考文獻中的中文著作部分。

[2]見詹隼：《農民民族主義和共產黨政權：中國革命的開始（1937—1945）》，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