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復地區（第2/7頁）

一直到9月27日，政府才公布浙江—江蘇地區法幣對偽幣（中央儲備銀行貨幣）的官方匯率。政府強行將這一匯率定為明顯過低的1:200，引起了人們廣泛的批評。在北方，政府直到11月21日才公布法幣對中央儲備銀行貨幣的匯率。這一匯率被定為與黑市匯率相近的1:5，反映了中央儲備銀行貨幣的實際價值。[95]

另一方面，上海地區的經濟形勢變得更糟了。《大公報》指出，目前的匯率相當於直接沒收人民的財產，讓江蘇和浙江的所有中產階級破產。該報認為，在不到3個月的時間裏，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和行為將國家最富庶的地區推到了經濟崩潰的邊緣。[96]

在10月10日（國慶日）這一天，零售商宣布商品價格全面上漲並縮減了營業時間。同一天，上海市長發布了兩條公告：禁止商品價格進一步上漲以及要求當地工廠恢復生產。但這兩條公告收效甚微。許多商店不願按政府規定的價格出售商品，幹脆停止了營業。10月17日，上海各大百貨商店都減少了營業時間：商店中午12點開張，下午2點關門。上海商會正式要求市政府允許大範圍上調物價，以彌補過低的匯率對他們造成的損失。有些商人甚至質疑，價格的上漲是否足以彌補他們遭受的損失。到10月19日，他們的要求終於得到了響應。[97]價格開始繼續上漲，民眾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糟”。[98]唯一受益的似乎只是那些接收官員和少數有政治背景的企業家。他們不僅在接收過程中獲益，接收時期以後政府對經濟越來越多的直接參與也讓他們撈到了大量好處。[99]

一家天津的報紙將內地來的接收人員和其他官員稱作“新權貴”。他們只關心金價、服飾、房子、汽車，瞧不起所有留在日占區的居民。該社論指出，最開始，天津民眾感到問心有愧，後悔沒有跟隨中央政府一起撤到內地。但在目睹了接收官員造成的混亂之後，人們不再有任何內疚感了。[100]

在台灣和東北，接收官員傲慢的態度尤為明顯。這兩個地區都被日本統治了多年，至少在台灣，當地居民已經十分適應外來者的統治。[101]台灣民眾根據他們最初所受的對待做出了相應的反應。新台灣省長陳儀領導下的接收人員和當地居民之間的敵意最終導致了1947年2月的暴動。[102]

在東北，一家沈陽的報紙表達了人們對新政府的普遍不滿，該報指出，一些“短視的人”錯誤地把東北視作一個“特殊”地區。但當前大部分東北居民實際是山東人和河北人。他們講漢語，保留著中國的傳統習俗，並且熱愛中國。他們被日本人壓迫了14年。但日本人走後，新來的統治者仍然帶有強烈的優越感，認為自己高人一等。該報總結道，這些新來者並不比當地人高貴，他們只是一群自私的政治投機者。[103]

在其他光復地區，這種優越感尤其明顯地體現在政府的教育“復員”政策中。“復員”政策在光復地區激起的反對可被視作未來四年政府與整個學生群體相互敵視的前兆。日本投降後，在要求懲治所有漢奸的同時，民眾還普遍要求懲處“教育界的叛徒”，特別是那些身居要職的偽政府教育官員。在戰爭期間，中國最知名的大學選擇跟隨政府遷徙到內地。這些學校的師生所遭受的困難是眾所周知的。因此，存在一種普遍的情緒，政府應給予這些學校適當的幫助，並采取相應的措施，處罰留在相對舒適和安全的占領地區的機構。[104]

因此，在光復地區，政府教育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幫助該地區師生在政治上的“復員”。幾乎沒有人對這一目標提出異議。但在當時的環境下，政府並不具備成功實施這一計劃所必需的敏銳性。共產黨在重慶的《新華日報》發表了一篇頗有見地的文章，提醒政府注意“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制定的針對日占區學生的再教育計劃可能引起新的問題。作者寫道：“我們一定不要讓他們覺得遭受了區別對待。我們應盡可能讓他們接受與其他孩子相同的教育，使他們逐步回歸正常的生活。”但該作者最後要求政府“嚴懲那些曾與日偽合作的人”，唯有這樣，教育界才不會產生一種錯誤印象，即政府不會懲處那些真正的叛徒，政府此前對其他行業人員的處理一直給人這樣的印象。[105]

善後委員會是否記住了這些原則我們不得而知。但很明顯，教育部負責實施“復員”政策的官員並沒有采納它們。10月，教育部宣布在光復地區的主要城市建立臨時的再教育中心。大學生將在此接受再教育，重新認識“國家重建”的需要，熟悉國民黨政府的意識形態。再教育課程包括孫中山的理論、蔣介石的公開講話、中國歷史和地理、時事以及軍事訓練。一些學生進入了這些在各城市被稱為臨時（或過渡）大學的再教育中心學習。其他學生則根據教育部的指令，在原來的大學學習三民主義、時事等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