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復地區（第4/7頁）

在隨後的四年中，對中央政府及其內戰政策反對最激烈的並不是北部地區的學生，這或許並不是一種巧合，因為北方最主要的教育機構都跟隨政府遷移到了內地。對政府最為不滿的是南京—上海地區的學生，政府的“復員”計劃讓這兩個地區的大部分學生覺得受到了歧視。

通過以上的描述，我們了解了1946年之後中央政府在光復地區的做法。在光復時期，這個國家主要城市中心的幾乎所有群體都感到強烈的不滿，政府的政策和官員們的行為對此負有直接責任。受益者似乎只是接收官員、投機者、奸商以及擁有政治關系的企業家。光復地區的工業停產和內地的經濟蕭條造成大面積的失業。成千上萬的工人得不到足夠的救濟度過長達數月的失業期。物價上漲減少了工薪階層的收入。政府確定的偽幣對法幣的匯率過低，致使偽幣大幅貶值，蘇浙地區的中小企業家和商人由此蒙受了巨大的損失。許多內地的企業家因為得不到預期的補償而被迫破產。學生們因為歧視的再教育政策而敵視政府。最糟糕的是，國家經濟和政府的公共形象因為接收官員的腐敗而受到嚴重損害。

在一些行業裏，“無能”和“腐敗”已經成為人們用來描述國民黨當局糟糕表現的最常用的詞語。在光復期間，國民黨政府的表現讓華東、華北以及東北的原日占城市的民眾對這些詞的含義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負責執行接收的行政結構本身是混亂的，它無法保證接收的順利進行。由於缺乏足夠制度性的約束，這一機構中的工作人員不應為接收的混亂承擔主要責任。接收政策要麽是本身的設計就存在問題，要麽是執行時出現了差錯。

政府為糾正錯誤做了一些努力，並要求官員提高道德水平，但收效甚微，反而突顯出政府的許諾與官員們實際表現之間的巨大反差。但政府的嘗試的確達到了一個目的，在人們眼中，中央政府和蔣介石個人或許並不對官員們的腐敗負直接責任。公眾似乎無法相信，委員長本人不是一心為國家著想的。因此，受到譴責的總是那些“附屬”或下層官員。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麽盡管人們對政府在光復時期的表現感到普遍失望，但國民黨的統治並沒有受到真正嚴峻的挑戰。政府為這一時期的表現付出了重大代價，它在人民中間的聲望大大降低了，但很少有人因此想要推翻這個政府。

共產黨的出版物嚴厲批判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並對所有遭受不公正待遇、感到不滿的社會群體表示同情和支持。盡管如此，共產黨這一時期在城市的宣傳產生的影響仍是相對有限的。很少有人認為共產黨能對政府構成真正的挑戰，或認為它有可能取代目前的政府。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民不相信政府有能力解決國家當前的問題，這種懷疑催生出一種普遍的無助感。一個作家提出疑問：“我們可以向誰抱怨呢？我們還沒有一個能反映民意的機構。”[114]

民眾最普遍的要求僅僅是希望政府進行改革。一家民盟報紙的評論代表了當時大部分人的態度：

國民政府在民眾中聲譽明顯下降，令人悲嘆。何至如此？回答下列問題便可使之迎刃而解，緣何擾亂民生之政府官員……未受懲辦？何以物價扶搖直上而無任何平抑舉措？為何公民自由屢遭踐踏？恕吾輩坦直言之，毀政府之社會威望者乃政府之官員也。故解鈴還須系鈴人。[115]

不幸的是，政府始終沒有恢復自己的聲望。光復時期引發人們廣泛批評的大多數問題從未得到真正令人滿意的解決。日本投降後的混亂和管理不善曾被視作暫時的“插曲”而被人們忽視，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逐漸意識到，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國民黨的統治開始失去城市居民的支持。

[1]詹姆斯·M．伯特倫（James M. Bertram）在他的《中國的危機：西安兵變真相》中提出了這一觀點。

[2]謝偉思：《中國白皮書》，第567頁。

[3]重慶《大公報》，1945年9月27日。《大公報》是當時中國最有名的報紙，與國民黨“政學系”有密切聯系。

[4]這些句子經常見諸報紙和媒體。例如錢邦楷：《東北嚴重性怎樣促成的？》，載於《青島日報》，1948年2月19日（1948年3月27日轉載在《觀察》上，第16頁）；另見特別通訊：《重慶政聞》，載於《觀察》，1946年11月21日，第16頁。

[5]例如，1945年8月18日，曾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並在西南聯大擔任教授的親國民黨的經濟學家伍啟元在《世界日報》上發表長篇評論，表達了這一觀點。1945年8月17日的《大公報》上也有類似的文章。

[6]蔣介石在雲南與當地軍閥的權力鬥爭見第三章中“‘一二·一’運動”一節，東北的政治局勢將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有專門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