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議在華美軍暴行運動[17]（第6/11頁）

在5月20日之後的兩個星期，報紙充斥著包括毆打、擅自逮捕和劫持學生的事件報道，施暴者為包括警察、青年軍、衛戍部隊和便衣的各執法機構。幾個城市，包括沈陽、天津、開封、福州和重慶，宣布戒嚴令。除了三所上海被禁的報紙，天津臨時實行新聞審查。[31]學生領袖，特別是學生自治聯合會幹部成了政府反擊的主要對象，很多被便衣劫持後失蹤。學生領袖、積極分子和疑似“共黨分子”都上了黑名單。這些學生，不是在校園外被抓，就是在對學校宿舍的夜襲中被搜捕。士兵和警察包圍和封鎖了有問題的學校後，安插在學校中的學生告密者和特務引領突擊隊搜遍房間和床鋪。

這類事件中最聲名狼藉的一宗發生在武漢大學，在那裏學生反抗者並不特別活躍。6月1日早晨，幾名學生和至少五位教授被叫醒，帶往等候在外的警車。整個校園在這個過程中清醒過來，一大批學生包圍了一輛警車，阻止它的離去。警察數次開火，原意在人群的頭頂對空鳴槍，火力卻擊中了寢室。三名學生中彈身亡——有兩名站在寢室的台階上，還有一名從窗口向外張望。還有五位受重傷。對死傷者的檢查表明他們的傷口系達姆彈所致，而達姆彈在國際法律中是被禁止使用的。該事件激起的怒火促使蔣介石發出譴責聲明。他宣稱在這起事故中，遇難學生不是共產黨分子。武漢衛戍司令部警探隊的頭目最終被認定其對下屬管束不力負有責任。他被從崗位上撤職，不久後他的屍體在長江被發現，據說是自殺。

在重慶發生了一起相似的事件，也是發生在6月1日早些時候，近200名學生、記者和報紙編輯被作為疑似共產黨員遭到逮捕。在此過程中，2名學生被槍殺。在福州，30多名學生在5月31日晚被逮捕。同樣，在中山大學，數名教授和學生被拘留。在上海，上海法科大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上海商科大學、上海醫科大學和交通大學的宿舍受到襲擊。在大同大學校園，便衣警察打斷了會議，對學生團體幹部多人進行毆打後逮捕了他們。

另外，宣傳隊的成員被逮捕，其中包括一些來自中學的學生。宣傳隊事實上是主動招致逮捕，因為他們經常在校園外舉行活動，因而等於是故意違反《臨時辦法》。有一次，當交大學生收到消息他們的一支宣傳隊被逮捕時，他們往同一地點又派遣了另一支隊伍，繼續第一支隊伍的工作。學生推斷這將提供又一個機會“讓更多的鄉親親眼見到統治者的殘暴”。就像預想的那樣，警察同樣逮捕了第二支隊伍。成員們不畏強暴，在警察局內依舊鬥爭到底。[32]

鎮壓立刻達到了目的。6月2日反內戰日那天，街上基本沒有活動。但是數起逮捕事件以及伴隨其間的暴力遠遠沒有將學生嚇倒，而是進一步激發了他們的鬥志。他們對政府法令和當地官員命令的藐視和違抗表示出學生和政府間的針鋒相對。正是基於此，讓毛澤東在5月30日寫道：對國民黨鬥爭“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

尾聲

五月事件的余波在1947年夏天依舊在繼續。北平和上海的學生領袖快速行動，充分利用已經在學生中形成的勢頭，目標是將各專門的抗議聯合會改組成更長期的組織。在平津地區，反饑餓反內戰聯合會在6月初被重組為華北學生聯合會。6月14日，代表們來到上海與其他學生領袖一起籌建全國學聯。建立全中國學生聯合會的決定據說在6月15日左右的會議上做出。建立日期後來被定為6月19日。[33]在同一天，南京社會部和教育部命令聯合會解散，理由是它沒有在兩個部內注冊登記。學生不顧命令，在7月宣告聯合會正式成立。政府隨後宣布聯合會為共產黨外圍組織。聯合會隨即轉入地下，此後一直存在著，直到1949年3月在共產黨的支持下在北平重新建立。[34]

7月，被捕學生家長上海同盟成立。仍有50名於5月被捕的上海學生沒有受到正式的指控卻被羈押在獄中。家長們呈遞了抗辯書，請求上海高級法院發出“人身保護令”。警備司令指責家長們的要求不合理，因為學生是根據戒嚴令被捕的。1945年11月，為應對工業從戰爭時期恢復至和平時期期間發生的工人動亂，當局宣布了戒嚴令。自宣布以來，戒嚴令就從來沒有正式解除過。很多學生在校園內被逮捕，或是在城市街頭被綁架，並不是根據《維護社會秩序臨時辦法》被定罪，因為《臨時辦法》只處理公共示威。

家長重申了他們的要求並向警備司令發出一份憤怒的駁斥，對他使用戒嚴令的合法性提出異議。漸漸地，學生被釋放。到了8月中旬，除了5名學生外，其他人都回到了家長身邊。雖然學生沒有被正式指控，家長們必須簽署聲明，承認他們的孩子犯有擾亂治安罪，並保證他們將來在思想上和行動上不再在士兵和警察包圍和封鎖了有問題的學校時犯類似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