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議在華美軍暴行運動[17]（第8/11頁）

根據一份在學運中做出的自我評價，反饑餓反內戰抗議使得學生團體在全國範圍內的組織和聯合成為了可能。這樣，學生運動就能夠克服它們的暫時性、分散性和地域限制了。這次的抗議同時吸引了更多的教授站到學生的一邊，因為它是第一次把內戰和與廣大人口息息相關的問題聯系在一起的運動。這有助於擴大反內戰運動的支持基礎以及進而擴大對政府不滿的基礎。該報告總結道，這次的運動讓更多人清醒地認識到，向國民黨政府要求和平是徒勞的。[38]

反迫害反饑餓運動，以及抗議美國扶植日本的運動[39]

共產黨開始取得勝利之前的最後一系列全國性學生示威發生在1948年4月、5月和6月。反迫害反饑餓運動本質上是前一年反饑餓反內戰運動的延伸。對美國對日政策的抗議示威歸根結底來源於一種恐懼，即這一政策將使得美國或日本方面直接出面幹涉，從而延長中國內戰。

在上一年中，學校頗不平靜。但是抗議和示威總的來說局限於單個學校。有的事件的確引起了廣泛關注，但是這些事件在目標和學生活躍度上相對有限。比如，引發抗議的事件有：1947年10月下旬，國立浙江大學學生自治協會主席於子三在獄中（據說是）自殺；香港九龍舊城居民與警察對峙；1948年1月，上海同濟大學開除7名學生，原因是他們違反了學校在學生選舉方面的校規。

反迫害反饑餓抗議

學生和老師繼續抗議經濟困境和內戰。1948年2月，約有一萬人加入了新成立的上海學生自衛者聯合會，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提高教師工資，增加教育的公共財政支持，保護入學權（因為很多學生因為經濟困難不得不中斷學習）。

學生領袖繼續被嚴厲地對待。在2月上旬，北平有6名大學生被指控為共產黨地下特務並被逮捕。學生、教授以及大學官員站出來保護他們。被捕的學生有4名被指控創辦了社會主義青年團，該聯盟據說是親共組織。另一位學生的遭遇引起了最深刻的同情。他的名字叫鄧特，從青年軍208師退伍後在北大學習。他被指控遵照華北學生聯合會的指示為共產黨工作。他的具體罪名為發表一份墻報。他按照大學的規定在訓導長辦公室注冊了這份墻報，但是政治高層認為墻報對政府的攻擊太過激烈。北大校長胡適和訓導長賀麟都為這些學生，特別是鄧特辯護。學校最終保釋了鄧特。在醫院的病床上，年輕人描述了他怎樣被毆打，怎樣忍受了當時最常使用的酷刑：灌水和老虎凳。[40]

“反迫害，反饑餓”的新標語出現了。北平、天津、南京和上海的學生試圖組織一場聯合自衛運動。在4月初，北平研究所的講師、助教和員工開始罷工。緊隨其後的，是來自平津7所主要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師範大學、中法大學、南開大學和北洋大學）的學生舉行的聯合反迫害反饑餓罷課。

在4月份，抗議升級。在全國各城市，學生們罷課，發起抗議。這些城市除了剛才提到的四個城市外，還包括杭州、武漢、重慶、南昌、蘭州、沈陽、廣州、長沙和福州。隨著“多事之五月”臨近，新一波的學生運動開始了。這就是反迫害反饑餓運動。然而，它很快被一場全國性的反美運動所蓋過。

美國、日本和冷戰

政府迫害、生計艱難和內戰是1948年學術界最為關心的事，與此有關的是日本復興的問題。隨著美國重振日本經濟及防務能力的計劃為國人所知，擔心開始滋長。1947年5月，副國務卿迪安·艾奇遜表示出了重建日本和德國經濟的意圖，這與前不久的戰後占領政策背道而馳。這樣做的起因是冷戰的發展和美國想要在歐洲和亞洲建立強有力的反共前線。蘇聯正在鞏固對東歐的控制。美國回報以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的杜魯門主義以及支持西歐的馬歇爾計劃。戰後世界分裂成兩個陣營。在中國，雙方已經投入了戰爭，而美國的盟友並沒有取勝。

《大公報》主編王蕓生在1947年到日本遊覽了兩個星期後，首先發出警報。在日本，他獲知日本海軍基地以及飛機場被重修而不是被拆除，美國正在訓練日本飛行員，武器和重工業正在恢復。所有這一切，他宣稱，是出於對共產主義和蘇聯的防衛。從美國支持的反共產主義武裝力量已經將日本軍隊包括在內可以看出，中國很明顯地脫不了幹系。[41]他寫道，假如美國和蘇聯之間爆發任何事件，“美國軍艦就會運送‘關東軍’再次登陸我東北之地，一面對我國作戰，一面以中國的名義直接承擔‘防範共產主義’和‘遏制中共’的任務。”[42]反對美國對日本新政策的內核，正是出於這種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