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議在華美軍暴行運動[17]（第9/11頁）

對日本的仇恨如此深重，因此抗議撥動了所有人的心弦，遠遠超出了學生階層的範疇。因此當1948年1月，美國向遠東委員會和中國外交部呈遞了一份關於它的對日計劃的備忘錄時，中國的反映是一致的懷疑。只有官方的《中央日報》似乎同意認可該計劃。1月26日和28日，《大公報》的兩篇社論激烈地批評了該計劃。其他與國民黨政學系[43]有關聯的刊物的反映也是如此。3月9日，《新聞報》表示：對蘇聯采取小心的防範是一回事，為了這個目的扶植日本又是另外一回事。同樣在3月9日，《立報》表示：“我們應該對美國報感激之情，因為它援助了中國。但是除了對她真誠的感激，我們決不能忘記反對美國現行的扶植日本的政策。”三個主要的恐懼充斥著整篇社論：第一，日本軍事能力一旦恢復，將出現新一輪侵略的危險。第二，工業化的日本對東亞經濟施加控制的威脅。第三，在蘇聯和美國如果發生戰爭，日本將成為美國基地，中國則將成為戰場。

上面提到的社論活動是與1948年上半年杜魯門政府、美國軍部以及麥克阿瑟將軍在東京占領軍司令部的宣傳活動同步的。麥克阿瑟總部起草了一份計劃，估計讓日本經濟四年內達到自給自足水平需要10億美元。作為分期付款的第一期，該計劃要求美國國會同意在以1948年7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撥款1.8億美元作為經濟復興基金。同時公布的還有陸軍部的建議：日本只需要拆除“重要”的軍事工業。一開始預定移至亞洲鄰國作為賠償的“次要”國防工業，將在日本保持不動，作為和平用途。

3月20日，一支以紐約銀行家珀西·約翰斯頓以及美國陸軍副部長威廉·德雷珀為首的委員會到達東京，作為到日本和韓國進行緊湊的實地調查任務的第一站。該團體4月7日回到美國，其成員立即宣布了結論，並在4月反復重申該結論。他們的調查證明麥克阿瑟以及陸軍部的意見是正確的，復興日本經濟必須成為美國占領的首要目標，這需要大規模的經濟援助。美國政府在5月19日公布了委員會的報告。總統杜魯門把用於恢復日本經濟的1億美元納入1948—1949年度財政預算中。

美國在日本占領政策的改變成為中國報界廣泛議論的話題。5月份，中國校園內，反饑餓和壓迫的口號幾乎全部讓位給了抗議美國對日政策的新口號。這場新的風暴讓美國大使館摸不到頭腦，美國大使館得出結論：抗議實際上是對美國資助國民黨政府的“進一步的”攻擊。4月2日，美國國會通過了1948年《援華法案》，在1948—1949財政年度內，授權撥出3.38億美元進行對華經濟援助，再撥出1.25億作為對中國政府的特別補助金。現在，美國人清楚地意識到，所有反對內戰的人譴責這樣的資助。這樣的資助被認為企圖支持一意孤行的蔣介石，延長他與共產黨的戰爭。

但是如果說學生並沒有完全了解是什麽引發了以上的企圖，到了1948年，老一輩知識分子卻已全然明了：美國支持蔣，並且無論他的統治多麽乏力都將繼續這樣做，只因為蔣是反共的。但是單單經濟援助無法讓他取得對其主要敵人的勝利：只有積極的美國幹預才能做到這一點。當各地的人們都在推測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的時候，國民黨堅定分子很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是如此。如此被美國人自己大張旗鼓地宣傳的美國對日新政策，被認為是在日益發展的冷戰的背景下對中國最終和平的更大威脅，排在美國增加對國民黨經濟援助之先。從事後看來，如果美國和共產主義勢力的戰爭爆發，日本將成為美國的基地，而中國將成為戰場——這樣的擔心在兩年之後幾近成為現實，只不過中國戰士戰鬥在朝鮮而不是在中國的土壤上。

學生與當局的行動和反應

記者和學者討論這些問題，學生對此做出反應。演講、討論會、街頭宣傳、墻報以及諸如此類以往的活動又開展起來。5月4日，來自120所上海大學和中學的代表在交通大學校園聚集，成立上海學生“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機聯合會”。其他城市的學生很快加入到抗議活動中來。5月30日，北平建立起相似的華北學生反美扶日聯合會。

學術界的心情可從一份民意調查中窺見一斑。該調查由上海聖約翰大學學生自治聯合會學術研究部在5月18日和19日發起。940位學生和教職員工給出了回復。占絕對多數的被調查者同意日本法西斯已經死灰復燃，這將導致另一場日軍侵華戰爭。在被問及學生和知識分子能對現有該局勢做些什麽的時候，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動員中國民意反對美國對日政策，要求中國政府采取強有力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