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議在華美軍暴行運動[17]（第7/11頁）

在昆明，學生家長聯合會在11月底仍在談判，希望釋放被捕學生和老師，寬大處理已列入黑名單但暫未被捕者。昆明只有約30名青年因為抗議活動入獄。但是省主席盧漢發布了很多“親共分子”的名字，稱這些人仍舊潛伏在學校中。

同時，對學生的懲罰措施也加大了力度。整個夏天，陸續釋放了5月裏被捕學生。在這段時間內，黑名單也在擬定中，當局試圖逮捕“真正”的、據說是操縱學生抗議的共黨分子。而這，變得越來越難。學生抱成團保護彼此。有時候，他們幫助黑名單上的學生逃脫或作為整體與襲擊隊對峙以阻止他們的搜查。交大的學生有一次就是這樣反應的。那天晚上，警察在宿舍區聚集。他們掌握的黑名單上有16個名字。寢室中的所有人都被學校的緊急鈴聲叫醒。這是所有學校下令立即集合常用的辦法。約2000名學生沖到外面，緊緊挽住手臂站立，與警察對峙，齊唱《團結就是力量》。這是一首中國學生最常唱的，根據《共和國戰歌》曲調填詞的歌。16名學生至少暫時被赦免。

在另一次行動中，很多上海學生收到了信件，信件以市政府的指示告誡他們，所有曾被逮捕或名字曾出現在黑名單上但躲過一時的大學生將不允許再繼續留在校園內。7月中旬，超過80名大同大學的學生和31名附屬中學學生被開除。其他學校，包括交通大學、暨南大學和復旦大學也采取了類似的措施。到夏末，光是上海就有差不多500名學生被開除。據報道，南京、廣州、昆明和北平的大學、學院和中學也開除了部分學生。又一次地，憤怒的家長們奮起保護他們的孩子。大部分牽涉其中的學生具有很高的學術能力，而且是各自學校學生協會的積極分子。

懲罰措施同時也被用在教職員工身上。就像前面所說的那樣，他們大多對學生的反戰抗議予以支持。7月初，教育部長將重聘教職員工一事告知了各學院和大學校長。國立學校的教職員工每一年任命一次。在暨南大學，有30位教授及助教隨後被解聘。官方聲明稱他們無法與學校“密切合作”。約30名復旦和20名交大的教師也被開除。這種處理辦法被紛紛采納。有的個案提及了對學術能力的質疑，但是總體來說，解聘的主要原因是要除掉“阻礙穩定的一切因素”。引號中的表述是中山大學校長被問及學校解聘若幹教職員工時給出的原因。

招生是政府希望用以控制學生的另一條途徑。國立學校一年級新生數被控制在最低水平，而有的學校過半的新生席位為新退伍的青年軍預留。為了讓青年軍在復員後更好地適應平民生活，政府將他們送進夏令營。他們在夏令營中的訓練課程包括對最近“五月學潮”的檢查以及回到校園後工作方法的簡要介紹，為的是使他們能夠抵消學生運動中占優勢的反政府路線。根據一則報道，這次的行動由新成立的國民黨青年部和政府的學生運動領導委員會聯合監督管理。[35]

最後，在8月下旬，教育部開始制定計劃削弱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權力和自主程度。12月8日，該計劃正式宣布，教育部發出管理自治聯合會的修訂條例。新條例將自治聯合會置於各學院或是大學的校長或訓導長的管理下，禁止曾因違反學校規章制度被處分或被留校察看的學生在自治聯合會中任職，並嚴格限制活動範圍。修訂條例又另外引發了一長串學生和當地學校當局之間的爭端。[36]

結果

結束內戰的要求當然不可能有什麽突破性進展。7月，政府下達了全國戰爭總動員。教授的薪水在8月上調，但是就像先前的工資調整一樣，薪水的上調並跟不上生活開支的上漲。9月1日，在給校長胡適的一封信中，北京大學的教授請求發放能夠維系生計的薪水，他們寫道：“最近的工資調整簡直是開玩笑。”至於學生的津貼，國家經濟部發布了一份新規則，徹底取消國立學校的津貼制度，只發放數量有限的政府獎學金，獎學金獲得者的比率被設定在新生數的1/10。除了這個打擊外，很多私立學校的學費上調，使得很多學生無法在秋季返回學校。

然而，就像前兩次運動一樣，反饑餓反內戰運動並不是因為實現了所提出的要求而變得具有重要意義。它的重要性在於它對學生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和使得學術界逐漸與國民黨政府分道揚鑣做出了貢獻。全國學聯的組建完成了以幾個月前的反美示威作為起點的程序。學生與政府的疏遠最明顯的表現是：他們反復拒絕遵守中央政府的命令。最典型的例子是學生對《維護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的故意忽視。

在1945年“一二·一”運動中，羅伯特·佩恩動情地寫到學生們執拗的決定：無視當地禁令為死去學生公開列隊送葬。他將這解釋為生者自己都沒覺察出來的求死願望，自私地想隨他們的同學而去，成為烈士。沒有人能用這種說法來解釋學生在1947年5月的違抗。在南京街頭，學生故意引發警察暴力，在上海他們主動邀捕，以便更多人能夠“親眼看見統治者的殘暴”。也許向往成為烈士的心情依舊存在，但是現在被自覺的政治動機支持著。學生的抗議運動已經發展成為了一種打擊政府威信的手段。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成功的。[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