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運動以及內戰政治（第11/11頁）

[64]案件關於該情節的背景在蕭揚的《浙大學生被捕慘死案》中有描述。《觀察》，1947年11月8日，第16頁。

[65]“於子三案”受到廣泛的報紙報道。這段的描述依據：上海《大公報》，1947年11月2日；上海《中央日報》，11月21日；上海《新聞報》，11月20日；上海《新聞報》，1948年1月8日。

[66]關於這段時期見易社強（John Israel）：《中國學生的民族主義（1927—1937）》，第五章和第六章。

[67]余才友：《談今天的學生》，《觀察》，1948年4月24日，第17頁。

[68]這些論點出現在該時期自由主義的報紙和期刊上。老一代人對國民黨統治，包括對政府幹涉學術事務的評價，在後面第五章有論述。

[69]雖然日本占領和1947年春經濟崩潰也許對我們討論的時期內學生運動的發展可能有影響，但是他們不能充分解釋上海青年相對更激進的原因。這一現象也存在於1949年之後黨內知識分子中間。對上海知識分子來說，他們所處的環境中一定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在起作用，可能與上海是全國主要的工業中心有關，但是真實原因有待更細致的分析。

[70]上海《申報》，1947年7月19日；上海《大公報》，1948年6月15日。

[71]關於本問題的敏感回答見費孝通《沒有安排好的道路》，《觀察》，1947年5月3日，第6—7頁；同時見天津《大公報》，1947年7月10日。

[72]鮑大可對陳立夫做的采訪透露了逮捕學生的原因。後者是國民黨組織部長和實力雄厚的“CC系”領袖。顯然，政府領導不僅授權他們震懾學生，而且真的相信，如果“真正”的共產黨能被逮捕，運動就在掌控中了。（《共產黨接管前夕的中國》，第50頁）

[73]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70頁（第1256頁）。

[74]一位北京大學學生在1948年3月告訴鮑大可：在北大，至少50%的學生同情共產黨，認為它比國民黨好。但是在前不久，大使司徒雷登告訴鮑大可，70%—95%的學生反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雖然他承認反對政府的學生的比率也在這個水平上（《共產黨接管前夕的中國》，第46—47頁）。迪爾曼·德丁（Tillman Durdin）在1948年年中估計有70%的北平大學生“支持”中國共產黨，但是在前一年這個數字為大約50%（1948年6月20日《紐約時報》）。

[75]上海《東南日報》，1948年12月24日。

[76]調查結果轉載於1948年7月17日《觀察》，第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