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運動以及內戰政治（第9/11頁）

[29]組建青年軍的計劃公布於1944年，它由9個精銳師組成，成員均是大學和中學的學生和畢業生志願者。該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幾個月成立。中國的學生不必服兵役，所以有必要使之成為一支志願軍隊。

[30]很多年以後，李宗仁稱這是事實，他在北平只是一個傀儡。當他在1945年秋接任北平行轅主任一職時，李宗仁發現自己沒有辦法對從重慶飛來的接收人員行使管理權。特別是對戴笠的秘密機構，李宗仁心存芥蒂，認為戴對多起非法拘捕和虐殺幾名師範大學學生負有責任。據李說，戴只聽命於蔣介石，北京的秘密警察頭目馬漢三，按戴的個人指令進行工作。見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第43章，第1—5頁、第18—23頁。

[31]報社密集報道了學生運動以及政府為讓學生噤聲而采取的措施。其中最持久的關注來自天津版的《大公報》。與上海的姐妹版不同，它明確支持1947年5月的學生示威。實行新聞審查前，報紙發表了不少於14篇支持學生的社論、3篇專稿、數篇關於外地學運發展電訊和北方學運新進展的全面報道。報紙的主編、負責上海版的王蕓生，此時正在華北旅行。5月15日、16日和17日，他在北大、清華和燕京大學作演講。他在天津也作了至少六場演講（還有兩場在天津《大公報》編輯人員內部會議中所作的演講）。在南京大學，他敦促學生將他們的運動擴展到工商界中去。在一位持同情態度的觀察者看來，報紙的直率立場和王蕓生的態度對知識分子階層有相當影響，並對1947年5月平津地區學生示威的高潮有一定推動作用。見王水：《北方學運的源源本本》，1947年6月21日《觀察》，第20頁。

然而，在上海，人們感到了王蕓生的不在場。他的朋友——《觀察》的編輯儲安平教授嚴肅地責備《大公報》上海版沒有積極支持學生。他的意思是，如果不是王離城外出，撰寫社論一事不落入保守人士之手，該報就不會犯下這樣的錯誤了。見他的《論文匯·新民·聯合晚報被封及大公報在這次學潮中所表現的態度》，1947年5月31日，《觀察》，第5—7頁。

[32]陳雷編著：《向炮口要飯吃》，第25—26頁。

[33]美國駐北平領事館，1949年2月3日陜北新華廣播電台。

[34]盡管政府發出命令，責成其立即解散，該聯合會依舊試圖公開活動。當年夏天幾個城市進行的聲援學生運動就是以該聯合會的名義組織的。而且，在北平，運動的名譽顧問是北大、清華和燕京大學的校長。雖然市府官員宣布運動為非法，他們並沒有采取一致的行動來阻止聲援運動。在北平籌到的約5億新法幣被分發給約1500名窮困學生。雖然與華北學生聯合會有頻繁聯系的學生不斷受到警察騷擾，聯合會並沒有遭到禁止。

[35]青年部的建立是為了在1947年9月——三民主義青年團重組並與國民黨合並後，協調青年工作。這很明顯是為了使得國民黨的青年工作在1947年5月——此時示威和對青年團的批評正在興頭上——之後，更加有效地展開和減少對立面。

[36]張東蓀：《開除·解聘·保送》，載於《時代批評》，1947年10月16日，第31頁；文琪：《張東蓀講“南行見聞”》，《時代批評》，1947年9月16日，第23—24頁；郝稼：《中大學生自治運動的新階段》，1948年5月1日《觀察》，第16—17頁。

[37]在三篇尖銳的社論中，《觀察》編輯儲安平宣布了對學生的聲援，心痛他們遭到的暴力，譴責引起示威的政府。1947年5月24日，《觀察》，第3—4頁；5月31日，第3—4頁、第5—7頁。

[38]華北學生運動小史編輯委員會編：《華北學生運動小史》，第69—74頁。這份有趣但有些散亂的評論發表於1948年，包含了一篇對北方運動不足之處的長篇評論，並提出這些不足之處的很多地方都已改正。書中指出：會議過分繁多，拖沓，冗長。領袖與普通學生聯系不足，以致很多人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麽。比如很多人不知道反饑餓反內戰聯合會和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的分別。5月18日北平街頭宣傳活動準備不足，以至於一支宣傳隊被青年軍襲擊後，其他隊沒有被通知到，所以沒有避開同一區域。還有，北平和南京的學生對士兵和警察的態度是錯誤的。他們的宣傳充斥著“學生氣”，不停地強調戰爭使得老百姓吃不到白米，因為大米都用來養兵了。這激怒了士兵和警察，引發了不必要的暴力。報道告誡，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學生不要與這些應征入伍、為謀生而工作的人產生爭執。真正的鬥爭對象是統治者。

[39]這篇對反美示威和在此之前的反迫害反饑餓運動的概述依據：章回編：《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話》，第201—208頁；胡恩澤編：《回憶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上海學生運動》，第41—56頁；《1949年手冊》第112—118頁；阿喆：《中國現代學生運動簡史》，第158—173頁；《中國白皮書》，第1卷，第276—277頁、第387—390頁和第2卷第869—871頁、第901—919頁；同時期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