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運動以及內戰政治（第8/11頁）

“一二·一”事件同時激起了廣泛的媒體評論。1945年12月7日和12日延安《解放日報》；1945年12月10日的上海《大公報》。以及下列重慶報紙：12月4日的《新民報》和《時事新報》，12月6日的《商務時報》，12月7日的《大公報》。這些媒體都同情學生，譴責當地軍政當局對暴力事件負有責任。《益世報》是一個例外（1945年12月4日，重慶），它譴責學生“在居心叵測者的煽動下”選擇了錯誤的道路。

[14]警備總司令關麟徵在接受羅伯特·佩恩的采訪時堅稱聯大有共產黨勢力，但是無法提供確切的信息（《覺醒的中國》，第214頁）。《觀察》上的一篇文章在一年後同樣斷言聯大當時有共產黨，但是給不出數字或身份詳情。見《西南聯大任務完成，化整為零》，載於1946年10月5日《觀察》第17頁。1973年，在香港的一名左翼知情人聲稱聯大的自治聯合會的學生幹部中有親共學生。關於延安的聲援，見1945年11月24日、29日、30日的《解放日報》，均為頭版。1945年12月12日，第4版。

[15]重慶《新華日報》，1945年12月5日。

[16]比如，梁漱溟和周新民在他們對李公樸和聞一多被刺的報告上，贊揚在龍雲統治下“各種密探”還有些顧忌，而從中央政府接管以來，他們變得肆無忌憚。龍主席並不喜歡中央政府，對中央政府的批評者很寬容。

[17]該章節參照了華北學生運動小史編輯委員會所編的《華北學生運動小史》，第12頁—32頁；《1948年手冊》，第57—58頁；胡恩澤編：《回憶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上海學生運動》，第16—19頁；瑟斯頓·格裏格斯（Thurston Griggs）：《在華美國人：中國人的一些看法》，第7—14頁；美國國務院編：《美國的外交關系》（1947年，遠東中國卷），第1—6頁。延安《解放日報》，延安電台廣播（收入《參考消息》）；以及一般中文報刊（收入國統區各大城市的《中國新聞評論》）。

[18]謝偉思：《中國白皮書》第2卷，第694頁。該數字為1945年底數據，較峰值已有減少。

[19]同上，第1卷，第225—229、311—312、354頁；同時見美國國務院編：《美國的外交關系》（1945年，遠東中國卷），第527—721頁。

[20]上海《文匯報》和《新聞報》，1946年11月5日；上海《大公報》，1946年11月6日；南京《新民報》，1946年11月5日；南京《中國日報》，11月6日。

[21]從下面總數字中可以看出活躍在本次和以後的示威活動中的學生所占比率。在1947—1948年，北平有153472名學生，18332名為高校學生，39524為中學學生。國立北京大學有3537名學生（1948年1月12日，上海《申報》）。全國最大的學校是位於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在1946年末有4500名學生。1946年下半年教育部數據顯示：全國182所高校共有學生80646人，教師18094人。中學總計3745所，學生1163116人，教師90635人（1946年11月13日，上海《申報》）。

[22]《杜魯門總統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聲明》，《中國白皮書》，第2卷，第694頁。

[23]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第444頁；埃德蒙·克拉伯：《二十世紀中國》，第279頁。

[24]陳雷編著：《向炮口要飯吃》，第1—134頁；華北學生運動小史編輯委員會編：《華北學生運動小史》，第33—89頁；《1948年手冊》，第58—61頁；胡恩澤編：《回憶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上海學生運動》，第21—41頁；王念昆：《學生運動史要講話》，第82—86頁；美國國務院編：《美國的外交關系》（1947年），第131—190頁。涉及的時期亦見：上海《觀察》、香港《時代批評》以及《中國新聞評論》各種報道所覆蓋的國統區城市的報刊。

[25]《文匯報》，上海，1947年4月29日和30日，《大公報》，上海，1947年4月29日和5月14日。關於緊急經濟改革項目，見下第四章。

[26]可以參考1947年全國預算宣布後不久《大公報》的社論：上海《大公報》，1946年12月24日。

[27]在中國，大約2/3的學院和大學是國立的。根據一份1947年的報告，有公立高校122所（中央辦的有72所，省辦的有50所）以及私立高校58所（天津《大公報》，1947年7月10日）。

[28]三民主義青年團，通常簡稱為“三青團”，作為國民黨的青年組織成立於1938年。初衷是招募年輕人入黨，領導權卻仍握在老一代手中。青年團的具體任務是在學校內宣傳國民黨的政策，力圖控制學生組織，這讓國內的年輕知識分子不滿，繼而反對該組織。“三青團”於1947年9月反饑餓反內戰運動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被國民黨合並，不再以正式自治的組織形式存在。見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126—1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