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運動以及內戰政治（第7/11頁）

[2]毛澤東：《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35頁。可參見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24—1225頁。以下涉及《毛澤東選集》的內容均用括號標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相應頁碼。

[3]這節對“一二·一運動”的描寫參考了以下著作：胡麟：《一二·一的回憶》，第1—70頁；王念昆：《學生運動史要講話》，第64—73頁；《青年生活》，第1卷第1期，1948年12月；楊葉編：《中國學生運動的故事》，第23—33頁；阿喆：《中國現代學生運動簡史》，第108—123頁；羅伯特·佩恩（Robert Payne）：《覺醒的中國》，第200—260頁；延安《解放日報》，1945年11月、12月、1946年1月。

[4]西南聯大是三所北方大學戰時的聯合體。這三所大學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它們遷至西南來逃避日本的侵占。西南聯大通常被簡稱為“聯大”。

[5]民盟建立於1941年，重組於1944年，由下列團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組成：中國青年黨、第三黨、國家社會黨（在1946年重組為民主社會黨）、救國會、中華職業教育社、由梁漱溟創建的鄉村建設協會以及很多無黨派人士。這些不同的集團都對國民黨頗有微詞，期待改良，雖然是溫和的、非革命的改良。民盟建立聯合政府和停止內戰的要求激怒了政府，後者最終在1947年10月以“串通共產黨”的名義解散了民盟。見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350—362頁；範力沛（Lyman Van Slyke）：《敵人與朋友：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統一戰線》，第171—181頁。

[6]重慶《和平日報》，1945年11月12日。

[7]在會議上發言的教授為錢端升，他是曾就讀於哈佛的政治學教授，有國民黨背景（有人說他是一個國民黨黨員，而又有一些人說他只是在政府擔任了低級別職位），盡管如此，他經常批評政府；當時加入國家社會黨的社會學家費孝通，以及潘大逵。第四位教授的身份不確定。胡麟提到他的時候說是直言不諱的左派吳晗。但是佩恩（《覺醒的中國》，第203頁）認為第四位教授是更為保守的經濟學家伍啟元——就像錢一樣，雖然自己是國民黨的一分子，卻經常批評該黨。1945年11月29日的《新華日報》在一篇從昆明通過航空信發來的長篇報告中，同樣認為第四位演講者是伍啟元。據說他演講的內容是《關於財經形勢與內戰的關系》，他說中國已經無法承擔打一場內戰了，因為國家的財政和經濟結構將被毀壞，中國將失去成為現代工業化國家的機會。

[8]實際上有兩個特務組織。二者雖然以各自的前身為基礎，但都正式成立於1938年。關於神秘的王姓男子屬於哪個組織，沒有確切的信息來源。其中一個是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另外一個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這兩個組織都擁有覆蓋全國的、廣泛的、互相競爭的情報收集網絡，但是最終都對蔣介石負責。他們各自的工作範疇沒有精確定義，有的時候發生重合。至少在理論上，前者專注於軍事而後者專注於國民黨黨內和黨外的民事管理，包括經濟、勞工、教育和文化事務。

“軍統”由黃埔派系掌控，更具體地說是由臭名昭著的戴笠將軍掌管。戴笠從1938年起直到1946年在飛機事故中喪生一直掌管軍統。由右翼“CC系”陳立夫陳果夫兄弟掌控的國民黨組織部則掌管著另一個局。像大多數此類的組織一樣，這些部門並不只限於消極的情報搜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兩個局都在日占區從事地下間諜活動。身處國民黨中國的外國觀察者提及整個特工體系為“蔣氏的蓋世太保”。這反映了兩個部門最被人熟知的和最令人聞風喪膽的任務，即搜查、刺探、恐嚇國統區共產黨嫌疑犯和國內批評家以及盡可能鉗制其言論。軍統局在戴笠去世後進行了一些改組。但是合並兩個機構的命令卻得不到執行，似乎是由於掌管它們的兩個派系間嫉妒爭鬥所致。陳少校在他的《金陵殘照記》第五卷《黑網錄》中描述了整個特務網的細節。更多關於國民黨派系的內容，見文後參考文獻中關於《大公報》歷史的說明。

[9]重慶《中央日報》，1945年12月6日。

[10]重慶《和平日報》，1945年12月5日。

[11]佩恩：《覺醒的中國》，第221—222頁；梁漱溟和周新民同樣提到李和關當時掌管省內事務，見《李聞案調查報告書》，第8頁。

[12]根據1945年12月9日重慶《新華時報》刊登的12月6日從昆明航寄的通訊。

[13]遇害學生紀念委員會編：《“一二·一”民主運動紀念集》。

在重慶，所有反對黨的代表參加了悼念儀式，包括：代表共產黨的董必武，代表民盟的梁漱溟，代表第三黨的章伯鈞，代表救國會的沈鈞儒。其他參與者包括郭沫若、羅隆基、柳亞子、張東蓀、章乃器以及李公樸（第二年夏天在昆明被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