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運動以及內戰政治（第10/11頁）

[40]《北平學生又被捕》，《觀察》，1948年2月28日，第1、18頁。灌水包括將水管強制插入罪犯的喉嚨，等到肚子變得膨脹後，有人在上面踩，直到水從身體兩頭流出來為止。老虎凳審問是指受害人坐在一張凳子上，腿放在另一張凳子上。重物隨後被放在膝蓋上直到關節向後彎曲。中國警方據說從日本人那裏學到了這些方法（根據提供消息者的說法）。

[41]參見此處。

[42]王蕓生：《麥克阿瑟手上的一顆石子》，《國訊周刊》（由職業教育社的領導人黃炎培出版）第433號；1947年10月16日上海《大公報》轉載。

[43]該集團更多信息以及其與大公報的聯系，見書後關於征引文獻的說明。

[44]上海《新民晚報》，1948年6月13日。

[45]在內戰時期，有一些報道提到富同情心的朋友和教授幫助黑名單上的學生躲避警察的搜捕。一部分這樣的學生的確逃到了共產黨一邊。事實上，幾乎每個人都認識那麽一個或幾個人，為了防止被國民黨警方逮捕逃到了共區。傳教士教育家賴樸吾（Ralph Lapwood）講了一個典型的故事。1948年夏，他回到燕京大學。8月份，警察加緊了對學生的監視，據泄露的風聲說有38名燕京學生的名字在黑名單上。大學的代理校長將警察擋在寢室之外，38名學生得以逃脫。據作者個人所知道的，他的朋友劉適，一位名列黑名單的學生領袖及基督徒，在校園藏身3天後，逃進了附近的共區（賴樸吾（Ralph Lapwood）、齊蘭畦（Nancy）：《親歷中國革命》，第37—38頁）。

[46]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322頁（第642頁）。

[47]毛澤東：《一九四六年解放區工作的方針》，《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78頁（第1174頁）。“民主運動”這個詞被共產黨用來指代發生在國統區的所有民眾抗議活動。它包括了學生和其他人的反內戰示威及對國民黨統治之其他方面的抗議。比如，在1945年下半年，重慶、成都和昆明發生一系列事件，涉及學生抗議政治當權者及學校當局的學術政策。延安將其總結為“在國民黨壓迫下的學生民主運動。”見延安《解放日報》，1945年11月24日，第3頁。

[48]延安《解放日報》，1945年12月12日，第4頁。

[49]延安《解放日報》，1947年1月9日，第1頁。

[50]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70頁（第1257頁）。

[51]共產黨對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更深一層討論，見第六章和第九章。

[52]台灣官方和非官方的場合仍然繼續堅持該指控。見“司法行政部調查署”編：《共匪學運工作的剖析》；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三編，第552—558頁。

[53]王念昆：《學生運動史要講話》；胡恩澤編：《回憶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上海學生運動》。

[54]一名學生一直以來不明就裏，直到兩年之後約20名學生在台北的台灣大學因為唱了這些歌曲中的其中一首《歌唱春天的到來》而被逮捕，才恍然大悟。“春天的到來”這一概念長時間以來被用作象征一個新社會和一個新中國的到來。但是在這首歌中，共產黨用它來象征他們自己的勝利。（這些回憶來自1969年春季和夏季的訪問）

[55]根據1945年中國共產黨黨章，任何具有50名或以上黨員的村子以及任何具有100名或以上黨員的工廠、機關及學校應建立黨總支。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交大有100名共產黨員，因為黨章記載的黨組織規則在地下黨組織的案例中可以被變通執行。見1945年中國共產黨黨章第50條和第54條。黨章的英文翻譯見唐盛鎬（Peter S. H. Tang）的《今日的共產主義中國：年表和文獻補遺》，紐約：普拉格出版社（Praeger），1958年。

[56]出自華東人民出版社編輯重印的一篇文章《在鬥爭裏壯大》，第86—100頁。據報道，在美國的中國學生中，共產黨活動有相似的模式。比如，一位作家能夠在威斯康星大學150名中國學生中說出兩名共產黨員的名字。（羅伯特·洛（Robert Loh）口述，漢弗萊·埃文斯（Humphrey Evans）整理：《逃離紅色中國》，第35頁）

[57]美國駐北平領事館譯陜北新華廣播電台訊，1949年2月3日。

[58]上海《大公報》，1949年5月28日；1949年5月29日北平普通話廣播（《每日報道》，5月31日）。

[59]佩恩：《覺醒的中國》，第222頁。

[60]謝偉思：《中國白皮書》，第2卷，第842頁。

[61]北平《新路》，1948年8月28日。

[62]上海《中建評論》，1948年9月5日。

[63]《觀察》，1948年9月4日，第3頁；教授張志讓在1948年9月18日《觀察》第3頁表達了相似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