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管理不善和喪失民心（第2/4頁）

下面一段描述商業界活動的文字代表了當時媒體（包括國民黨報紙）的普遍看法：

商人無法推卸對糟糕的經濟形勢負有的一份責任。首先，他們未能改變對經營的態度和方針……他們繼續以高利率借用大量款子，用以買進商品、金條、美鈔、政府債券、股票，希冀著通脹會轉瞬即逝，使他們得以拋售存貨，支付利息，仍可收獲巨額利潤。很多人賺取了頗多利潤，其他人則在市場背向時紛紛破產，加劇了銀行和商業的失敗。[76]

會對商業造成損失的不一定會對商人造成損失。缺乏相關數據使我們不可能得出準確結論，商人和企業家——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一個群體——是否能從投機中獲取與傳統商業經營相當的利潤。但通貨膨脹的確為人們投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和更強烈的刺激——哪怕將一小部分資金用於投機。因此，許多人對政府和民間要求商人“改變商業態度”的呼籲置之不理。政府沒有專門指派稅務官和監管人員落實這些請求，這是一個不幸的疏漏，但恰恰說明了誰是這種投機真正的獲利者。

1948年8月：最後的努力

在內戰時期國民政府的所有政策和計劃中，1947年2月和1948年8月頒布的緊急經濟改革措施是政府為穩定經濟局勢而采取的最具雄心和最著名的兩個方案。正因為如此，當它們失敗後，對政府造成的打擊也是最大的。1947年改革的主要缺陷我們之前已經提過，這裏不必重復。1948年第二次改革失敗的代價更大，不僅是因為1948年改革的目標覆蓋面更廣泛，而且國民黨領袖自己承認，這是他們最後一次機會。除了這次改革，政府已經沒有其他可以穩定經濟、恢復公眾信心的手段了。[77]然而，從一開始人們就知道，1948年的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因為包含了導致1947年改革失敗的所有相同的因素。因此，新改革方案不可能重新贏得民眾的信心以及成功所需要的合作。

政府在8月19日宣布了金融和經濟緊急措施。政府還發行了一種新貨幣。新的金圓券和舊貨幣之間的匯率被確定為1:3000000。新貨幣的發行量被限制為20億金圓券。政府再次禁止罷工和示威抗議。8月19日之後，沒有事先得到政府批準，工資和價格不得上漲。金銀以及外幣——這些都已經成為抵禦通脹的主要投資對象——必須上交政府，兌換成金圓券。

其他經濟改革措施包括：增加商品稅、上調金圓券對外幣的官方匯率、信貸控制、降低利率、打擊囤積居奇。政府指派了三名高官監督這一改革措施在華中、華北和華南的執行。華北的行政院副院長張勵生負責監督華北。中央銀行行長俞鴻鈞被派往華中。廣東省省長宋子文負責華南的工作。[78]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全權負責上海地區改革措施的實施。

改革方案才剛剛宣布，媒體就提出了質疑。當改革的具體實施辦法清楚之後，質疑聲就更加強烈了。招致公眾批評的第一個改革措施是凍結工資和物價。批評者指出，全國不同地區的工資和價格是有所差異的，8月19日的工資和價格並不一定代表全國每個地區最合理的水平。盡管政府有規定，允許在8月19日的基礎上做一定程度的上調，但人們懷疑，這一規定會遭到刻意曲解，再次引發1947年那樣的騷亂——當時的騷亂也是由凍結工資和物價造成的。[79]

立即招致公眾批評的第二個措施是政府要求所有人將手中的金銀以及外幣兌換成金圓券，而那些擁有超過3000美元國外資產的人只需要登記他們的財產。擁有外國資產少於此數額的人甚至不需要向政府申報。[80]自由主義周刊《時與文》上的一篇文章直言不諱地評論道，實際上，政府緊急經濟改革的基本原則是“換湯不換藥”，也就是維持現狀。政府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改變財富分配不均的狀況。政府凍結了普通民眾的工資和薪水，對流往國外的資金則置之不理。官方確定的黃金和外幣（擁有黃金和外幣的主要是富人）價格等於甚至高於黑市價格，但白銀的官方價格（持有白銀的主要是窮人）則遠遠低於黑市價格。不僅如此，不斷上漲的商品稅損害了合法的工商企業，並不可避免地將上升的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這對低收入群體來說是另一個沉重的負擔。同時，富人的收入和財產仍然是免稅的。[81]

最終，批評者指出，新的改革方案中沒有任何可以幫助政府改善基本財政狀況的東西。解決持續的通貨膨脹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平衡的財政預算。如果軍事和其他方面的支出繼續保持現有的水平，要想實現財政平衡就必須大幅增加政府收入以及社會生產總量。如果不解決造成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只是用一種貨幣替代另一種貨幣，是不可能達到穩定經濟的效果的。[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