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管理不善和喪失民心（第4/4頁）

蔣經國的監管權力擴大到了整個江蘇省、浙江以及安徽。當時的評論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但可惜為時已晚。媒體開始公開批評蔣經國的工作。一位評論者寫道：“蔣經國在上海孤立無助。他的打虎行動只是暫時緩解了普通民眾壓抑已久的不滿情緒，並沒有得到上海真正有權勢階層的支持和配合。他無法有效地開展工作，實現自己的理想。”更具體地說，蔣經國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對工商業和金融業缺乏基本的了解。無論蔣經國的政治信譽給人留下多麽深刻的印象，但在前往上海之前，他並沒有對要解決的經濟問題做好充分準備。他沒有調查城市的生產需求。10月初當企業家提交生產統計數據，向政府反映困難時，他也沒有采取任何相應的行動。[92]到10月底，大米、食用油、燃料這樣的基本商品已經發生了嚴重短缺。而藥品、奶粉、棺材、衛生紙和棉花已經完全從上海本地市場消失了。[93]

10月31日，行政院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通過了經濟改革方案的“補充措施”，事實上放棄了此前的最高限價政策。[94]11月1日，南京特別刑事法庭的庭長宣布，那些因涉嫌違反8月19日禁令而遭到拘捕的商人將免於起訴。那些已經被捕、審訊、並被判有罪的人可以交保釋放。

11月6日，上海的商品價格已經漲到8月水平的10倍以上。[95]11月8日清晨，豬肉價格還是每斤6金圓券，到上午11點，已經漲到每斤12金圓券。在一天之內，餐館將價格上調了2倍到3倍。人們在米店門口排起長隊，但一粒米也買不到。上海周圍的農民在上一年獲得了豐收，但他們擔心金圓券馬上會變得一文不值，因此拒絕出售自己的大米。到11月底，政府開始明目張膽地突破自己最初宣布的20億元上限，印發金圓券的總量已經達到了34億元。

幾乎所有人都能想象到，經濟改革取得的唯一成果是政府從民眾那裏得到了價值1.7億美元的金銀以及外幣。[96]然而，現在的問題是，政府究竟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了民眾多大比例的財產。據估計，至1948年9月底，上交給政府的金銀以及外幣的總額僅占民眾實際持有資產的20%—30%。[97]

在上海，對政府表示最強烈憤慨的群體並不是因為經濟混亂而一直遭受損失的“中產階級”，而是商人和企業家。11月1日，上海商會和上海工業協會召開了一次由當地工商業負責人參加的會議。與會者紛紛譴責政府政策對工商業造成的破壞，並強烈抗議眾多企業家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侮辱。一位發言者稱政府為“庸醫”，認為400萬上海市民被政府當成了“實驗樣本”。其他人要求財政部長辭職，並懲罰那些對改革方案負責的人。[98]其他評論者多少顯得冷靜一些。一位評論者曾做出預測：“這次貨幣改革可能是南京國民政府為政治系的學生提供的最後一次教訓了。”[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