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表現（第2/7頁）

在日本占領的整個時期，東北人並沒有意識到中國有兩支不同的軍隊。但他們很快了解了這兩支軍隊的差別。現在他們對共產黨“抱有更大的希望”。這位作家用略帶諷刺的口吻描述滿足這些純樸的百姓有多麽容易，但他依然承認，一隊暫住在自己家裏的共產黨士兵給自己的母親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們十分尊重老人，對16歲的孫女也很有禮貌，離開時沒有拿走任何不屬於他們的東西。[6]

不僅如此，關於共產黨對待戰俘——無論是軍官、士兵，還是政府文職人員——的報道也大多是正面的。[7]共產黨的優待政策據說在勸說敵人投降上特別有效。俘虜們可以自己選擇，是加入共產黨軍隊還是回家。那些願意回家的人在遣散之前會得到香煙和旅費。

1948年4月，這名記者哀嘆戰爭給東北人民帶來的痛苦，同時指出，政府仍抱有一廂情願的想法，認為它還可以贏得人民支持，和共產黨進行最後的軍事決戰。他寫道，之所以會有今天的局面，是因為共產黨軍隊已經“深入到了人民中間”。[8]盡管有成千上萬的學生、公務員、商人和其他有錢人不希望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生活，逃到了國民黨控制的松花江以南城市，但更多的人加入了共產黨。因此，一種常見的說法是，東北之所以沒有發生與1947年2月的台灣暴動類似的動亂，是因為所有想反抗政府的人已經投向了共產黨一邊。[9]一位作家對當時的情況做了這樣的總結：

須知共產黨之掘鐵道、埋地雷、丟炸彈，並不是他帶來的，而是老百姓替他辦的。共產黨在東北沒有兵，是中央不要的兵。共產黨沒有槍，是中央幹不好送他的槍，甚至還有偷賣給他的槍。共產黨沒有人才，是中央不要的棄才。[10]

其他地區

除了東北以外，民眾還將其地方的政府軍隊與共產黨軍隊進行了比較。喜歡尋根究底的記者在幾乎每個戰區都會遇到和東北相似的事情。《觀察》發表了許多報道，贊揚共產黨軍隊在不同地區的表現，盡管一些報道的作者並不贊同共產黨在其他方面的政策。這些地區包括蘇浙皖地區、長江以北的江蘇泰興縣、冀中部、陜西西部、甘肅和晉南。[11]

一位記者考察了蘇浙皖地區的新四軍第1師和第6師的軍隊紀律，並做了相關報道。讓他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部隊行軍時，沒有任何軍官會攜帶自己的妻子或小老婆；共產黨軍隊不會強迫民眾提供勞役；軍官和士兵享受同等待遇。不僅如此，新四軍總是盡可能地與民眾建立友好關系。他們通常會以比現行價格略高的水平從當地市場購買物品。當地商人因此稱新四軍為“四大哥”。但這位記者提醒到，一旦“四大哥”在一個地方穩定地駐紮下之後，就會逐項實施自己的政策，首先登記當地的住戶，然後征稅，最後是招募士兵。[12]

大部分討論過此事的作家都承認，共產黨的成功靠的不僅僅是好的策略、聰明的手段和嚴格的部隊紀律。所有人都知道，共產黨控制了整個地區，而政府軍想守住“點和線”——即主要城鎮和交通動脈——都很困難。由於共產黨“和群眾打成一片”，他們能夠獲得戰爭所需的大量糧食和人力補充。[13]同樣地，自由派周刊《時與文》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天津南部戰區的情況。這篇文章指出，政府軍只有通過武力才能從老百姓那裏取得糧食。另一方面，共產黨則不存在這樣的困難。僅僅憑共產黨征集人員手中的“一張紙條”，民眾就會把所需物品運到指定的地點。[14]

“原因很簡單，”另一位作家寫道：

國民黨無法改正其缺點和打敗共產黨，因為國民黨受到了其社會和經濟組織的限制。也因為共產黨軍隊已經在解放區改變了生產關系以及社會和經濟組織，共產黨已經能夠建立它所需要新的社會秩序。共產黨能高效地征糧征兵，組織地區自衛。共產黨不需要分配專門的軍隊防守由它控制的村莊和城鎮。[15]

另一位記者寫道，政府並非不知道這些情況。在與共產黨軍隊的作戰中，國民黨已經了解到，政治要比軍事更加重要。但國民黨政府始終不願推翻舊有的社會體系，這決定了它最終的命運。[16]

1946年夏，一名國民黨公務員在晉冀魯豫邊區的山東菏澤度過了三個月，他對共產黨推翻舊社會的努力做了最積極的評價。這名公務員是因為黃河改道被派往這一地區開展救災工作的。由於沒有多少實際工作可做，他將大部分時間花在討論政治以及尋找共產黨成功的經驗上。在最終離開時，他看到的許多東西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財富的平均、共產黨官員簡樸的生活條件，尤其是他們的“行政工作作風”。他發出感嘆：“這些共產黨人和我們完全不同”。他提到了他們的真誠、執行任務時的責任感，以及他們在會議上坦率地承認錯誤和相互批評。他寫道，他們不會像我們中間的某些人，承諾一件明知做不到的事。當然，他承認，“較低級的幹部難免會做出空洞和機械的回答……但有思想總比沒有思想好，盡職盡責和充滿自信也比疏忽大意和自我欺騙要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