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表現（第4/7頁）

但也有少數人既沒有忽略這種代價，也沒為此感到過於不安，我們在前文中提到的訪問過河西的那名公務員就是其中之一。“至於鬥爭方法和處刑事件，”他寫道，“不能說它們是完全正確的。但經過重新考慮後，我覺得它們是無法避免的。”在中國的社會組織中，地方官員和鄉紳一直以來控制了農村的所有事務，農民處於絕對劣勢的地位，從來沒有人保護他們的利益。該公務員自己在解放區並沒有親眼看到處死任何人，但當地報紙在他逗留期間報告過此類事件。一名官員告訴他，那些曾經虐待和傷害過人民的地主有時會被處死。

因此，一個城市知識分子可能將這種暴力視作社會正義的一種表現形式。然而，對此更為普遍的反應是反對和恐懼。山西南部的一名《觀察》的讀者對共產黨行為的反應更具有代表性，雖然他的看法比大多數人極端。這名讀者給報社寫了一封信，簡要地描述了當地發生的暴行——許多地主被農民拷打和處死。他在信的結尾寫道：“……先生，我要哭了，我不會描述那樣生動。這篇消息請你也登載一下。我知道貴刊不是國，也不是右，為晉南人訴訴苦，我也不是國，也不是右，我這樣暈頭昏腦的聽到見到，站在人的立場上，我要叫喚！”[25]

幾個月後，《觀察》發表了專題報道，更詳細地描述了這封信裏提到的事件。作者解釋，1947年3月，胡宗南將軍犯了一個戰略錯誤，他讓駐紮在晉南的部隊攻擊延安，實際上是用山西南部30個富饒的縣換來了陜西的45個貧困縣。作者描述了共產黨怎樣在剛占領的山西南部地區迅速建立起新的秩序；不久之後士兵怎樣迅速地撤離；共產黨怎樣將糧食分發到人民手中，讓乞丐消失：與閻錫山統治下的情況相比，人們的生活是怎樣變得更和平和安寧的。由於大部分教師逃走了，孩子們不得不從學校出來，他們被安排從事田間勞動或其他形式的工作。

士兵撤離之後，很快成立起縣、區、村級別的人民政府。幹部們分散到各地進行人口調查，同時每個村子都會進駐3—5名政工人員。這些政工人員找出村裏最窮的農民，弄清他們的姓名、職業、財產狀況、家庭背景，以及所有村民的相關情況。下一步是建立農民協會，協會的骨幹成員通常是村裏的無產者。然後村裏所有的家庭被正式劃分為富農、中農和貧農三種成分，每個成分又被分為上、中、下三個等級。最後開展階級鬥爭運動，農民協會將在農民幹部的指導下在這一運動中發揮主導作用。

農民協會有時會一天召開幾次會議，但通常農會在晚上開會。會議討論的問題是不能公開的，會員們一般拒絕透露這些問題的性質。但根據村裏的流言，幹部們談論富農是如何兇殘、他們怎樣殘酷地剝削窮人，以及共產黨來到這裏的目的就是將農民從貧困中解救出來並幫助他們推翻自己的剝削者。貧農也會在會議上發言，報告誰是村裏的有錢人、他們在過去的劣跡，諸如此類。最後，這些“富有的人”會在全村人參加的批鬥大會上接受審判，接下來將發生最殘酷的暴力行為。

富農通常是第一批遭受攻擊的目標。他們的財產和房屋都會被沒收，隨後被分給窮人。但有時候人們被錯誤地劃分成富農。據說一些家庭由此而陷入了赤貧。這位作者寫道，他的村子裏幾乎沒有富農，但30多戶家庭的財產被沒收了。在另一個只有100戶人家的村子，被沒收財產的家庭達到了40戶。農會的青年成員和婦女糾察隊在村口站崗，只有持有農會頒發的通行證的人員才能進出，因此許多所謂的富農甚至無法離開。而且，在許多地方，沒收的土地、糧食和其他財產許多個月後仍然閑置著，沒有再分配給農民。

農民協會會挑選出那些被指控曾經有過嚴重的虐待和剝削行為的富人，作為批鬥的對象。這些人會被帶到村民大會上接受批鬥，常常會遭受身體上的攻擊。一般的懲罰包括投擲石塊、棒打、拳擊、戳刺，被批鬥者有時會因為傷勢嚴重而死亡。然而，比起這些具體的暴力行為，人們肆意使用暴力的態度似乎更讓作者感到困擾。甚至村裏的行政官員都無法幹涉村農會發起的階級鬥爭運動。他寫道：在共產黨控制的地區，似乎沒有法治，沒有律師，沒有法庭，總之，個人沒有任何法律保障。農會的幹部，而不是當地政府，掌握著決定人們生死的權力。[26]

蘇北地區的報道也同樣令人不安。由於地理位置的接近，上海—南京的知識分子可以直接從該地區逃出的數千名逃亡者那裏了解當地發生的情況。如果人們多次講述的有關蘇北地區的情況是可信的話，許多自由主義者對共產黨產生疑慮也不足為奇了。日本投降後不久，蘇北的一些地方就開展了階級鬥爭運動。曾和日本人合作過的人將在所有村民面前接受公開的懲罰。共產黨還鼓勵農民向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豪紳進行“清算”，這些地主的劣跡包括：侵占農民的土地，收取過高的地租，剝削佃農和雇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