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表現（第6/7頁）

如果蘇聯人按約定於1945年11月撤離，這意味著他們占領的地區會立刻被共產黨接管。因此，國民黨政府同蘇聯進行了談判，最終達成協議，蘇聯人同意延長駐軍時間，並允許美國幫助國民政府把軍隊運送到東北的各大城市。蘇聯撤軍的新日期被設立為1946年1月3日。到1月3日，在中國政府的同意下，撤軍期限第三次被推遲。直到1946年5月，蘇聯軍隊還沒有完全從東北撤走。[31]

正當東北的“危機”日益惡化之時，國民黨政府，或至少是政府中的一部分人，發起了一場反對所謂的蘇聯和中國共產黨進行合作的宣傳活動。蘇聯人受到的另一項指控是，他們將東北所有工礦企業的物資、設備、機器拆下後運回國內。這原本是從戰敗國那裏獲得戰爭賠償的一種可以接受的方法，但問題在於，原日占區的所有物資設備的所有權應為中國政府所有。到1946年2月，隨著《雅爾塔協定》全文的公布，以及國民政府派往東北接收撫順煤礦的特使張莘夫被殺，民眾對蘇聯人的不滿達到了頂點。這名特使和他的隨員是在蘇聯軍隊駐紮的地區被人強行拖下火車，然後被害的。[32]

對蘇聯不滿的並不僅僅是國民黨和政府官員。公眾尤其對《雅爾塔協定》的條款感到震驚，這些條款賦予了蘇聯許多特權，而這些特權正是“十月革命”後新生的蘇聯政府嚴厲譴責過的。除了共產黨的《新華日報》（重慶）、左翼的《文匯報》（上海）和蘇聯支持的《時代日報》（上海），全國所有媒體都對美國和英國如此容易地屈服於蘇聯的壓力，而犧牲中國的領土完整，表達了強烈的憤慨。

在重慶，14所大學和中學的學生舉行了罷課，要求政府維護中國的主權。2月18日，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的教授共同起草了一封致美國和英國的抗議信。2月19日，南京中央臨時學院的3000名學生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敦促蘇聯軍隊撤出東北，並對《雅爾塔協定》表示反對。在上海，國立交通大學的所有學生團體都決定罷課來表示抗議。[33]2月22日，上海學生總會召開了一次會議，來自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聖約翰大學、東吳大學、杭州之江文理學院和其他學校的超過200名學生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成立了新的“上海學生保衛主權聯合會”。[34]

然而，在一群遊行的“學生”攻擊了《新華日報》在重慶的辦事處——這一行動顯然是國民黨的右翼分子煽動的——之後，幾乎在一夜之間，學術界的反蘇運動突然停止了。[35]2月26日，上海臨時大學的學生團體決定取消原本計劃好的罷課，理由是“這次罷課完全是由一些不懷好意的挑撥者煽動的，而他們的目的是利用學生作為工具”。上海學生保衛主權聯合會也采取了類似的行動，所有的罷工和遊行示威被取消了。[36]

盡管如此，學術界對東北問題最初的自發反應仍然清楚地展現出，一旦人民認為國家主權遭到了侵犯，他們將產生多麽強烈的反對情緒。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中國共產黨也無法逃避公眾的譴責。在一篇充滿了激烈反蘇言論的社論中，《大公報》直接對共產黨表達了同樣的憤怒。這篇社論提出，既然政府軍隊在東北遇到了如此巨大的困難和阻力，那麽，我們想要知道，中國共產黨軍隊為什麽能如此容易地進入東北。[37]自由立場的《新民報》堅持認為，政府和共產黨之間的爭端——共產黨要求保留解放區的自治權——完全是中國的國內事務，外國無權幹涉。中央政府不應以東北問題為借口，拒絕考慮政治協商會議提出的民主議題。同樣，共產黨也不能將它對蘇聯的支持歸結到“為了公眾的利益”這種理由上。該報總結道，無論中國共產黨與蘇聯的政治理念有多麽一致，這種一致性仍然要服從國家利益。[38]

由於不願批評蘇聯，中國共產黨處於明顯的被動地位。作為回應，共產黨進行了詳細的解釋，試圖說明愛國主義和“盲目排外”的區別。他們將反蘇運動比作由反動分子煽動和政府操縱的排外的義和團運動。共產黨在重慶的黨報聲稱，這一運動的目的並不是保護中國，而是讓民眾盲目地敵視其他國家。[39]

沈陽的記者向林彪的參謀長伍修權詢問蘇聯軍隊從東北拆除機器設備的情況，伍的答復是他對此毫不知情。[40]共產黨還提醒他們的批評者，在日本人占領的14年間，和東北人民並肩戰鬥的是共產黨人，國民黨軍隊從未在東北向敵人開過一槍。一篇報道尖銳地指出，國民黨官員回來之後，他們所做的只是盡量為自己撈取好處。[41]

《大公報》在沈陽的記者證實後一則報道的真實性，但他也指出，共產黨的聲望因為它和蘇聯的關系也受到了嚴重損害。他寫道：“那些幫助外國人將物資和設備從東北運走的人給人們留下了極壞的印象。”[42]但無論人們當時的印象有多麽糟糕，在蘇聯軍隊撤走之後，這一議題激起的人們對共產黨的反感並沒有持續多長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