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表現（第5/7頁）

一位觀察家聲稱他在原則上贊成這種清算運動，但他對實施過程中的一些方式提出了批評。他指出，問題在於中國社會缺乏組織。農民對“復仇有一種特有的偏愛”，一旦這樣的運動開始，它很容易變得無法控制。因此，盡管共產黨派來的工作小組會對階級鬥爭運動進行具體指導，仍有很多人遭受了不公正的對待，並發生了許多“令人遺憾”的事件。[27]

1946年5月4日，中國共產黨發布了一條關鍵的土地改革指令（其具體內容將在下一章節分析），這顯示共產黨知道從解放區逃往國民黨城市的數量眾多的逃亡者使城市居民對自己產生了不好的印象。但共產黨也知道中央政府忽視了這些逃亡者。共產黨試圖利用政府的失誤減輕人們對自己的批評。共產黨為此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歡迎所有逃亡者回到解放區。

上海的一個左翼雜志發表了一篇長篇報道，對逃亡者的問題進行了分析。這篇文章承認，由於數千人逃離了蘇北解放區，許多人認為這是個類似於“地獄”的地方。文章接下來將根據這些逃亡者逃亡的原因將他們分為六個不同的類型。一些人逃跑是因為他們擔心自己被強征入新四軍。一些中產階級和受過教育的青年逃跑是因為他們相信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傳言。這兩類人明顯是被國民黨的謠言和反共宣傳欺騙了。第三類逃亡者是普通的地主，他們拒絕接受共產黨減租減息的政策。第四類人是剝削和壓迫人民的劣紳和惡霸。第五類人是曾經和日本人合作的漢奸和傀儡。最後一類逃亡者逃跑是因為一些經驗不足的當地幹部錯誤地執行了黨的政策。正是他們讓人們對新四軍和解放區的民主政府產生了錯誤印象。

這篇文章強調，共產黨歡迎第一、第二、第六類逃亡者回到解放區。即使是地主，如果他們同意減租減息政策，也是受歡迎的。只有漢奸和壞分子——文章警告道——一旦回到解放區將被立即逮捕並接受懲罰。[28]

到1946年夏季和秋季，逃亡到上海的幾千名中小地主由於通貨膨脹和國民黨其他糟糕的經濟政策而變得身無分文，他們的確返回了蘇北解放區。地方政府向他們發放了救濟，並為他們提供了房屋和基本生活資料。一些人在自己的村子裏獲得了和其他村民同樣多的土地。一些回來的地主甚至被允許保留原有的土地，只要他們同意減租減息政策。這一年的早些時候，從北平派出的《大公報》記者曾在華北報道過類似的故事，當地政府也用同樣的方式勸說逃亡者回到解放區，並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解放區政府向逃跑的地主保證，如果他們遵守減租政策，他們的利益將得到保護。[29]

共產黨的這些努力（這些努力在1948年發展為一場反“左”傾運動）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執行政策的方式存有的疑慮，但並沒有證據顯示這種疑慮完全消失了。相反，自由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土地改革政策之所以會這樣矛盾，是因為從根本上說，他們對共產黨統治下的政治生活是持保留態度的。但在討論這一話題之前，讓自由知識分子感到矛盾的還有另一件事。

民族主義議題

正如在前面的章節中提到的，自由主義者有時也會主張在中國實行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但有人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對他們提出了批評。許多作家表達了這樣一種擔心，即一個社會主義中國可能會最終淪為蘇聯的附庸。另一些人沒有這種擔心，但他們對這一批評仍然十分敏感，常常盡力向人們解釋這種擔心不會成為現實。

當然，中國共產黨也因為同樣的理由受到批評。在這一時期，民族主義成為中央政府反共宣傳的一個主要特點。反共宣傳中的一項主要內容是1945—1946年期間蘇聯軍隊對東北的占領、他們在當地的劣行以及他們與共產黨的關系。

根據1945年2月11日的《雅爾塔協定》[30]，蘇聯在1945年8月9日對日本宣戰。當日本在8月14日投降時，蘇聯軍隊已經進入了中國東北。同一天，蘇聯和中國政府宣布兩國之間達成了友好同盟條約。據稱，斯大林在談判時向國民黨政府代表宋子文保證，蘇聯軍隊會在日本投降後的三個月內撤出東北。

正如我們之前提到過的，由於蘇聯人占領了東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線，農村處於無人控制的狀態，中國共產黨處於極為有利的地位，它最大程度地利用了1945年8月中旬到11月中旬這段時期。在此期間，在蘇聯占領軍的默許——即使不是積極配合——下，共產黨的軍隊進入了東北。當然，蘇聯軍隊實際上不可能阻止共產黨對東北的滲透——即使他們有這樣的意願——而且他們很明顯沒有這樣做。不僅如此，蘇聯人在許多地方采取了拖延戰術，極大地延緩了在美國人的幫助下，國民黨向東北運輸部隊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