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表現（第3/7頁）

共產黨會計程序和處理公文的簡單高效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寫到，與“我們糟糕的、充斥著虛假報表和賬目的會計制度”不同，共產黨只記錄實際的收入和支出。由於無須在大量無用的公文和档案上浪費時間和精力，共產黨官員可以將精力集中在他們必須完成的具體工作上。

他還指出，當地人民顯然十分願意與共產黨合作，他們積極參加公共工程建設，幫助軍隊運輸補給，以及類似的事情。他遺憾自己沒有能盡更大的努力找到共產黨發動、組織和領導民眾的方法。盡管如此，他總結到，共產黨采取了一種不同尋常的做法，他們人性化地對待普通民眾，耐心地向他們解釋事情，然後聽取他們的意見，由此最大限度地激發了他們的力量。特別讓他感到吃驚的是，窮人們居然敢站在鬥爭大會的講台上，公開地反對那些曾經侮辱、欺騙、壓迫他們的人。他在河西親眼看到了許多這樣的鬥爭會，其中有幾次會議批評的對象是鎮上天主教堂的德國神父和修女。

根據他的觀察，在鎮上和周邊地區，除了地主和當時已經數量很少的富農，唯一不喜歡共產黨的群體是商人。共產黨試圖控制當地與國民黨統治地區的貿易，許多商人的利益因此受到損害。對於許多非生活必需品，例如香煙、化妝品、外國進口的消費品等等，共產黨頒布了“進口”禁令。由於“紳士”階層的消亡和布鞋的普及，皮鞋生意變得日益艱難了。與此同時，由於人們沒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花錢，餐館的生意興旺了。的確，一些商人和附近的國民黨地區進行黑市交易。共產黨試圖“特別友善”地對待商人，因此通常對這種交易“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作為懲罰，偶爾會有一個商人被戴上寫著“大壞蛋”字樣的綠帽子遊街示眾。至於農民，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似乎是全心全意支持共產黨的。[17]

土地改革

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將中國共產黨對農村地區社會和經濟組織的成功改變歸因於土地改革。[18]盡管對共產黨采取的方法有種種疑慮，自由作家仍然認可共產黨的說法，即土地改革是其在農村主要的力量來源。[19]一名曾在共產黨控制的蘇北地區待過的學校老師在上海接受采訪時說，他從未聽共產黨說過類似的話，但他可以確定，如果不是因為內戰，共產黨不會如此快地從抗戰時期較為溫和的減租政策轉向土地改革——內戰的爆發使共產黨必須在農村進行這種改變。“一旦農民得到自己的土地之後，”這名觀察員指出，“他自然會想到，保住自己土地的唯一辦法是盡可能幫助共產黨取得勝利。事實上，農民非常擔心地主的報復，這也是他們積極加入共產黨軍隊的一個重要原因。”[20]

《觀察》的一名記者認為，共產黨的土地改革的主要目標是發展其在農村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但無論共產黨的目的是什麽，結果是十分明顯的：

在解放區，無論在軍事用途還是在社會生活層面，土地的性質都已經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根本上動搖了人們關於土地的傳統觀念。這種變化是解放區巨大軍事實力的根源。在新的社會秩序下，他們（共產黨）可以輕易地得到其所需的糧食和人力資源。

這名記者總結道，如果共產黨真想控制農村，土改運動無疑是使其在農村紮根並壯大力量的極為有效的手段，國民黨在這方面卻幾乎毫無作為。[21]

盡管如此，自由知識分子內部也存在著很大的分歧，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承認共產黨在農村的支配力量。例如，不斷有知識分子呼籲政府找到一種能夠解決農村問題、適合自己的方法。但政府甚至根本沒有花費力氣去尋找這種方法，這讓他們感到絕望和痛苦。1948年2月，一名作家寫道：“一定會有解決問題的辦法”。但他同時也承認，政府至今仍未提出一個解決農村問題的具體方案，而且，即便政府有這樣一個方案，也沒有力量在農村實施它。[22]

一些人批評共產黨的土地劃分和再分配政策從經濟角度而言是有缺陷的。吳世昌認為，每個農民僅能分到兩三畝土地，這還不夠維持他們的基本生活。他認為，只有實現農業的工業化、機械化和集體化，農業產量和農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高。[23]

盡管如此，主要的問題並不是共產黨在農村實施了怎樣的政策，而是他們的執行政策的手段。最讓自由知識分子感到困擾的不是階級鬥爭運動和土改大綱本身，而是這些政策執行的方式。《大公報》的一篇社論表達這一觀點，這篇文章指出，現在全國人民都熱切期盼兩件事：第一，他們希望共產黨信守在抗日戰爭期間做出的，不進行暴力的土地改革的承諾；第二，他們希望政府落實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的原則，即限制私人資本和平等分配土地。[24]大量有關批鬥大會、清算、毆打和處刑的駭人聽聞的報道出現了，而且這些報道的範圍是如此廣泛，以至於它們無法被解釋為是過分狂熱或思想錯誤的當地幹部的個別行為。很顯然，暴力是共產黨農村改革代價的一部分，這讓許多人對共產黨產生了畏懼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