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自由主義者和共產黨的聯盟（第7/8頁）

[39]重慶《新華日報》，1946年2月25日。

[40]上海《新聞報》，1946年4月19日。

[41]重慶《新華日報》，1946年4月4日。

[42]呂德潤：《春天裏的秋天》，沈陽，1946年3月27日；上海《大公報》，1946年4月20日，1946年。

[43]參見此處。

[44]張東蓀，第7頁（參見此處）。

[45]周鐘歧：《論革命》，《觀察》，1947年1月25日，第10頁。

[46]余才友：《談今天的學生》，《觀察》，1948年4月24日，第18頁。

[47]《時代批評》，1947年8月1日，第1頁。

[48]楊人楩：《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觀察》，1947年5月10日，第5頁。楊教授還在下列文章中闡述了他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看法：《再論內戰》，《觀察》，1948年3月20日；《關於“中共往何處去”》，《觀察》，1947年11月1日。吳世昌教授在《論和平問題》中提出了幾乎相同的觀點，見《觀察》，1947年6月14日，第3—6頁。

[49]陳彥：《國共問題何以不能和平解決的追索》，《觀察》，1947年8月9日，第15頁。

[50]周綬章：《論“神話政治”》，《觀察》，1947年1月18日，第5—6頁。

[51]儲安平，第6頁（參見此處）。

[52]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320—322頁（第640—642頁）。

[53]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339—384頁（第674—678頁）。

[54]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282—285頁（第1061—1062頁）。

[55]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304—305頁（第1082—1083頁）。

[56]毛澤東：《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84頁（第1270頁）。

[57]關於從共產黨控制地區逃走的學生，可參見第五章“政治無能：難民”一節。對分別從共產黨地區和從國民黨地區逃離的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數量進行比較幾乎是不可能的。當時的報道似乎顯示離開共產黨控制地區的人更多——據報道達到了數萬人，而前往解放區的知識分子根據共產黨自己的報道也只有數千人。本書將會引述其中一些報道。其他有關學生逃往解放區的資料，可參見第三章。但任何數字都有可能產生誤導，因為逃往國民黨地區的逃亡者通常集中在幾個中心城市，而來到解放區的逃亡者的分布要廣泛得多。不僅如此，正如在第五章中指出的，國民黨城市中的許多學生並不是“自願的”的逃亡者，尤其是在內戰後期。在很多情況下，政府通過強制的運輸手段將大批學生撤離受到共產黨威脅的地區。

[58]參參見此處。

[59]吳世昌：《中國需要重建權威》，《觀察》，1946年10月19日，第7頁。

[60]延安新華社，1946年1月29日。

[61]延安新華社，1946年5月28日。

[62]延安新華社，1946年8月9日。這一邊境地區有包括中學和職業學校在內的134個教育機構，共招收了2.6萬名學員。

[63]見第七章和第八章。

[64]任弼時：《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收錄於《知識分子與教育問題》，第15—16頁。任所告誡的事情可以參見柯魯克夫婦：《十裏店：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第143—149頁。一個鄉村教師並沒有參加任何反社會活動，僅僅因為他是富農出身，就被取消了教學資格，並被迫戴上寫有“頭號階級鬥爭對象”字樣的牌子。

[65]見夏征農：《知識分子出路問題》，《安東日報》，1948年5月8日（收錄於重印的新華日報資料室編《論知識分子：學史叢書》，第36頁）。其中舉的例子包括：知識分子被撤離工作崗位；知識分子必須有工會的介紹信才能擔任工廠的管理和技術職位；教師被暫停授課。這篇文章總結了1948年5月初夏在山東“五四”青年會議上的講話。一年半之後，這篇文章在全國重印發表，其中提到的問題引起了所有知識分子的關注。

[66]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東北知識分子的決定》，1948年1月15日，載於晨報出版社編《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第1—2頁。

[67]參見此處。

[68]“三查”是指檢查階級背景、思想、工作作風。關於這一時期幹部教育和非幹部教育之間區別的更多信息，可見第九章的“勝利者和其他人”一節。

[69]中共華中局：《爭取、團結、改造、培養知識分子》，收於《關於城市問題的幾個文獻》，華北新華書店，第37—39頁。第九章將會介紹1949年期間這一指令以及類似指令的實施情況。

[70]董秋水：《論新民主主義及其策略》，《時代批評》，1948年1月15日，第20頁。

[71]張東蓀，第7頁（參見此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