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自由主義者和共產黨的聯盟（第5/8頁）

即使是在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也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接受共產黨。大部分中國自由知識分子接受了共產黨，但也有些人做出了另外的選擇，其中包括胡適。他對國民黨的批評從來沒有達到他的許多同事那樣激烈的程度。盡管如此，在內戰時期，尤其是學生運動期間，他從自由主義的立場出發客觀地評論了許多問題。據說，在他1949年1月飛離被共產黨軍隊包圍的北平後，胡適對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長葉公超說，他對國民黨已經無話可說了。“像我這樣的自由人士仍然選擇你們的唯一原因是，”他告訴葉，“在你們的政權中，我們至少擁有沉默的自由。”[75]

大部分自由主義者顯然沒有將這種沉默的自由看得如此重要。[76]或許他們並不認為自己需要這種自由。例如，在與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的一次談話中，費孝通表示，他覺得自己可以在共產黨政府的管理下有效地工作，雖然他是一名“堅定的反對派”。同許多最傑出的自由知識分子一樣，費在某些問題上的看法遭到了共產黨的批評。盡管如此，他仍然在1948年底表示希望為中國的工業和農業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同時提出，在需要的時候，知識分子應該對中共進行批評。[77]

然而，無論這些知識分子有怎樣的看法，他們絕不應被視作政治投機者——1949年之後，許多人恰恰是這樣看待他們的。自由知識分子確實是革命事業中的後來者，但他們一直致力於中國的自由改革，直到共產黨的最終勝利之前，他們都在努力地追求這一目標。只是在國民黨軍事上的失敗成為定局之後，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態度才由保留和反對變為有限度的接受。

盡管自由主義者勉強接受了共產黨的統治，但他們對新政權沒有表示過任何明確的支持，他們也不願意做任何根本或長久的妥協。他們承諾支持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計劃和此後的社會主義經濟，但他們肯定不贊成一黨或一個階級的專政。正如中國共產黨從不隱瞞它關於中國社會的長期目標一樣，自由知識分子也從不掩飾他們對這一目標的反對。

因此，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擔心以及後者對共產黨的疑慮，同樣有著充分的理由。共產黨曾告誡黨員，在對待知識分子時，要避免使用冒險政策，應該團結他們，爭取他們。這一訓令清楚地反映了共產黨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緊張狀態。共產黨和知識分子在1949年結成聯盟，這一聯盟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他們之間的分歧，但無法從根本上消除分歧。正是這種根深蒂固、無法消除的分歧導致了此後共產黨和知識分子長期的關系緊張。

[1]儲安平：《中國的政局》，《觀察》，1947年3月8日，第6頁。獲得共產黨的消息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觀察》和其他自由主義刊物仍然發表了有關共產黨地區的大量文章。這些報道要麽是對曾在共產黨地區生活過的人的采訪，要麽是在共產黨控制地區或鄰近地區待過一段時間的記者的親身經歷。這些文章可被視作關於共產黨活動的官方描述的補充。

[2]楊人楩：《論內戰》，1948年3月20日，第5頁。

[3]這些文章見《觀察》：（1）何永佶，1947年7月12日，第4—5頁（參見此處）；（2）《北望滿洲》，1948年3月13日，第15—16頁；（3）錢邦楷，1948年3月27日，第16頁（參見此處）；（4）高超，1948年4月3日，第17頁（參見此處）。

[4]洪蘇：《長春烽火》，上海《文匯報》，1946年6月11日。呂德潤：《春天裏的秋天》，上海《大公報》，1946年4月20日。

關於第一支部隊，東北抗日聯軍的一些殘余部隊，包括周保中本人，在抗戰期間被迫逃往蘇聯境內，直到1945年8月才和蘇聯軍隊一起回到東北。關於第二支和第三支部隊，總司令朱德於1945年8月11日，下令4名中共將領帶領他們的軍隊進入東北，配合前進中的蘇聯軍隊。這四名將領包括當時在河北和察哈爾擁有軍隊的非共產黨張學思，以及三名共產黨將領：河北、熱河、遼寧交界處的李運昌；山東和河北地區的萬毅；晉綏地區的呂正操。萬將軍和呂正操都是東北的遼寧人。見胡華等人編輯的《中國新民主主義新參考資料》，第401—402頁。

東北民主聯軍成立於1946年1月1日，共有4個軍區。這4個軍區、軍區指揮、政委分別是：（1）熱河，遼寧（西滿）：呂正操、李富春；（2）吉林—遼寧（東滿）：周保中、林楓（3）吉林—黑龍江（北滿）：高崗、陳雲；（4）遼東（南滿）：程世才，蕭華。林彪任司令員，彭真任政委。見周而復：《月亮升起來的時候》，上海《群眾》，1946年7月7日，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