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口的實驗（第6/6頁）

盡管如此，共產黨采取了許多針對性措施，以減輕通脹造成的壓力以及張家口市民由此遭受的損失。在第一輪工資增長之後，政府似乎試圖將工資維持在一個穩定的水平上。在張家口，邊區貿易公司和政府食品公司對一些基本商品的價格進行了控制。此外，成立了大約100個生產者和消費者合作社，工人和其他人可以向這些合作社尋求幫助，減輕通貨膨脹帶來的傷害。在國民黨控制的城市，猖獗的投機活動使通脹更加惡化，合作社有效地遏止了這種行為。[43]恢復工業、貿易和運輸的做法同樣有助於抑制通脹的發生。

因此，在張家口，共產黨雖然無法徹底消除通脹，但似乎能將它控制在可管控的範圍內。做到這一點，共產黨的基本經濟政策或許比其他任何因素起的作用都更大。這一政策既立足於農村的非貨幣經濟，也源自於共產黨相對保守、強調節儉和自給自足的經濟理論。

社會改革

在解決城市社會問題方面，最讓人感到驚奇的是共產黨對妓女、吸毒成癮者、小偷以及其他“封建殘余”的改造。在改造過程中，共產黨將強迫和說服的手段結合起來。事實上，這種方式與早期延安使用的對付不願勞動的農村落後分子的方法幾乎是相同的。[44]改造的目的是，使改造對象自己認識到，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無論對他們自己，還是對整個社會，都是有益的。

一開頭，政府並沒有直接禁止賣淫，而是發起了一次宣傳運動。政府宣布，所有的妓女，只要她們願意，都可以自由離開妓院。然而，許多妓女並不“珍惜”這一機會。只是在“長達數月耐心的工作”之後，政府才糾正了她們“長期扭曲的錯誤思想”。城市的妓女每周都要接受衛生檢查，“耐心的工作”就是在檢查期間進行的。所有衛生院都會專門設立一個談天室，共產黨會派出女幹部，在談天室和接受檢查的妓女談話，談話可能單獨進行，也可能召集成小組進行。幹部會告訴她們，市政府會盡量協助她們返家，並幫她們尋找新的工作。與此同時，由於政府施加的社會壓力，顧客們不敢上門，妓院的生意日益艱難。日本投降時，張家口有妓女562人，到1946年秋天，當中的463人要麽回了家，要麽嫁了人，要麽從事了其他職業。[45]

對於吸毒問題，共產黨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方法。邊區計劃讓所有原本種植罌粟的農民改種糧食，禁煙運動也是這一計劃的一部分。根據1940年至1945年間的一份報告，在察哈爾和晉北，大約有13%的人口，相當於30萬人，在吸食鴉片。晉察冀邊區的許多城鎮都設立了禁煙中心。各類組織，包括青年團、婦女協會、當地報紙，都紛紛進行宣傳，向吸食者說明鴉片的危害。吸食者會被勸說，或者強迫進入禁煙中心，在那裏，他們會被組織成許多小規模的“互助小組”。在理想的情況下，這些互助小組由已經成功戒煙的人擔任領導。共產黨聲稱，這些禁煙中心成效顯著，許多吸食者都成功地戒掉了煙癮。第二個階段是康復期，此後，政府會鼓勵已經戒煙的人繼續耕種土地或從事其他生產性勞動。到1946年夏天，張家口政府宣布，反鴉片運動取得了成功。在共產黨控制的察哈爾及山西地區，這一運動幫助1/3的吸食者戒除了煙癮，並恢復了正常生活。[46]

這一時期，邊區許多小的城鎮，包括張家口，開始進行監獄改革。張家口監獄管理人員聲稱，50名小偷已經洗心革面，他們出獄之後，找到了“體面”的工作。共產黨從城市撤退時，另一批小偷正在接受改造。在宣化，政府宣稱，對150名犯人的改造收效良好，不到刑期結束，就可以釋放他們了。其中，許多犯人是鴉片吸食者。據稱，他們出獄時已經戒除煙癮了。對於普通犯人，改革包括：給他們以人道主義對待、對監獄工廠的額外勞動發放津貼、進行政治教育、在小組討論會中自我批評。這些犯人出獄後，政府同樣會為他們提供就業幫助。

楚元才（音）或許是張家口改造最成功的犯人，人們管他叫“小山東”。5月，他被任命為市監獄的看守。7歲時，楚就成了孤兒，他先是乞討，後來開始偷盜。到14歲上，楚的經歷已經十分豐富了，他抽過大煙，在大連蹲過號子。日據期間，楚流浪到了張家口，並在這裏待了下來。接管城市後不久，共產黨就開始整頓秩序，大搜大查，楚和另一些混子一起被捕了。新政府給他判了一年刑期。

對於政治，楚並不感興趣，關於“新民主主義”，他也幾乎一無所知。但有人告訴他，可以給他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對這種善待，楚的回應是積極的。他告訴記者，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犯人可以在自己中間選出模範工人，並給他們機會參加會議，發表演講，最後和城裏其他勞動模範一起，當著公眾的面，站在台上，接受獎勵。他決心讓自己也成為一名模範工人。最終，他如願以償，被獄友選作工作小組的組長。1946年的春天，在刑滿之前幾個月，楚被釋放了。楚請求政府幫自己找份工作，很快，他就被任命為一名監獄看守。他成功改造的事跡被當作典範廣泛宣傳，以鼓勵其他犯人效仿。楚的故事似乎表明，即使是最落後的人，新政權也能他們重獲新生。[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