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城市：1947—1949年（第2/11頁）

據冀中區總工會的負責人陳寶玉（音）反映，至少從1945年開始，他管轄的地區也出現了相同的問題。這一年10月，冀中區工人職工代表會議通過了新的勞工保障法，新法令設立了過高的工資、勞動保險和福利標準。陳指出，對於工人所有能想到的要求，該法令都試圖滿足，包括雇主向工人提供服裝。1946年3月和9月，晉察冀邊區冀中地區的職工會議同樣重申必須關注工人的利益。據稱，在此期間，工會幹部將全部重心放在改善工人生活水平上，甚至不惜犧牲生產效率和紀律。[60]

陳寶玉還描述了工人運動中這種“錯誤鬥爭模式”引發的後果。在許多地方，非工人階級出身的工會幹部被武斷地撤了職。熟練工人和學徒、工藝大師和普通工人之間的關系，被定義為剝削關系的一種。熟練工人和非體力勞動的工人被視做“工人貴族”，並且不允許他們參加工會。陳指出，問題在於，工人運動的許多領導和一般幹部不懂得城市勞工運動的特殊之處。他們只是將農村階級鬥爭的辦法直接搬到工廠裏。他們在工人階級中劃分成分，制造對立。

在東北，這一問題十分普遍，並造成嚴重後果，以至於共產黨東北局專門發布指令，對此進行批評。該指令指出，許多地方過於重視體力勞動者，而對其他勞動者不加區分地進行打擊。這種做法在工人中間造成了對立，使他們在工作中難於配合，最終影響了生產。[61]

這同一個問題引起的另一種錯誤做法是，將工人的工資與他們的政治表現，而不是工作能力和工作經驗掛鉤。這種做法被批評為是一種庸俗的、片面的“平均主義、群眾觀點”的表現。1948年5月，召開了華中解放區工商業會議，會議指出，這是華中公有企業工資評定制度中最大的一個錯誤。[62]

臨時解決方法：勞工改革實驗　早在1947年10月，哈爾濱市總工會就開始從個別工廠入手，糾正這些問題。[63]新華社2月7日發表的一篇社論（我們在前文中提到過），標志著這一糾正運動推廣到了整個邊區。社論不僅對幹部，也對工人提出了明確批評。社論指出，為了自己的長遠利益，工人應該忍受一定程度的剝削，因為這能幫助企業發展生產，並支持戰爭的需要。工人應該懂得，無論在公有企業還是私人企業，保證生產都是他們的責任，就像農民的責任是給政府上繳大量公糧一樣。作為最先進的階級，工人應該自願為革命做出犧牲，如果有必要，每天工作10小時。在現階段，工人不應提出過高的工資要求，因為這是與“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勞資兩利”的基本路線相沖突的。

1948年春天和夏天，共產黨采取了一系列與上述警告相一致的具體措施。將近夏天結束的時候，絕大部分措施（或執行這些措施時獲得的經驗）被寫進了第六屆全國工人大會的決議中。和其他重要政策一樣，這些措施也是首先在幾個重要企業試點進行的。在決議通過後的第一個月，東北，特別是哈爾濱，是開展實驗的重要中心。勞工改革運動包括：累進計件工資制（基本工資水平相對較低，但會根據通貨膨脹進行相應調整）；延長的工作時間；適度的福利待遇；生產競爭和勞動競賽運動。

計件工資制　毫無疑問，對於共產黨而言，最困難，或許也是最不成功的實驗是試圖采用計件工資制和獎勵工資制。正如我們之前提到的，共產黨在張家口采取了計件工資制和獎勵工資制，同時設立了基本的工資標準。企業根據工人的具體技能和經驗確定不同的基本工資水平。如果工人或工人小組超額完成任務，將按超額完成的件數增發工資或獎金。

依照這種工資支付制度，工人的收入主要取決於他的能力、經驗以及努力。這一制度具有濃厚的蘇聯特色。盡管如此，中國共產黨並不像蘇聯那樣大面積采用計件工資制。[64]但1942年，解放區遭受了嚴重的經濟困難，毛澤東建議推廣這一工資支付制度，認為這種方法可以有效提高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和產量。[65]我們不太清楚這一建議當時產生的效果，但六年以後，出於同樣的理由，東北的許多工廠的確采取了這種工資支付方式。

1948年的許多報道和社論指出，這種工資制度的價值在於，它有效地將工資增長與生產力增長聯系了起來。有了這種制度，工人會主動提高產量，遵守紀律，而無須管理人員強制約束。甚至最“落後”的工人也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多勞多得”。

在日本人和國民黨的壓迫下，工人們養成了馬馬虎虎、敷衍了事的習慣。為克服這種懶散作風，激勵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從雇主那裏偷點廢舊材料，花上半個小時上廁所，對工人來說是司空見慣的。陳伯達指出，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過高的增加工資既不能提高工人的政治覺悟，也無助於工人厲行節約和增加產量。無條件地增加工資只會導致無原則的經濟主義，讓工人以為，他們該享有這些特殊權益，而無須付出什麽。另一方面，如果工資被定在很低的水平，對工人來說，他們同樣沒有意願降低成本，提高產量。如果工資完全平均，熟練工人和普通工人拿相同工資，前者將失去生產熱情。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解決辦法便是以累進計件工資制為基礎的工資政策。[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