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村到城市：1949年的中國共產黨（第2/9頁）

在城市開展的反“左”傾運動意味著，共產黨變更了發展的優先次序。1945—1946年，張家口的經濟和生產目標仍然反映出共產黨強烈的農村色彩。這一目標不過是更大的邊區生產計劃的一部分，對農業的重視甚於工業，對輕工業的強調甚於重工業。到1949年，共產黨重新定義了自己的目標，制定了經濟發展的新戰略，這一次，他們強調發展重工業，而不是輕工業和農業。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無產階級革命必須首先占領主要中心城市，由此奪取國家政治權力。此後，革命力量才進入農村，領導和組織農民，建立工農聯盟。但在中國特殊的社會歷史環境中，“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好的學生”——毛澤東，創造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新的革命戰略。這一戰略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因為城市的敵人實力十分強大，而革命武裝又十分弱小。如果中國共產黨機械地以城市為第一目標，他們將無法蓄積足夠的力量打敗敵人。

那麽，在長期的農村工作後，為什麽要轉向城市，以城市來領導農村呢，一些批評家對共產黨工作的突然轉向提出了質疑。共產黨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首先，因為革命力量現在已足夠強大，具備了從敵人手中奪取城市地區的能力。其次，中國共產黨主要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家，敵人控制的城市地區恰恰代表了中國經濟最先進的部分。[125]

黨在農村的根據地或許是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但如果沒有城市，革命的勝利將始終是不完整的。農村可以用來包圍城市，但辯證地看，也可以通過城市影響農村，並利用城市鞏固革命的勝利。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進入北平，它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共產黨占領了國家首都，而且象征著黨重新成為一個以城市為基礎的政黨。經歷20多年之後，中國共產黨終於再次成為城市無產階級的領導者。

這一新的轉變或許會給一些讀者帶來困擾，因此，這裏有必要對城市的領導功能進行稍微詳細的描述。城市向農村提供了科學的革命精神；城市的領導是工人階級的領導，而不是全體市民的領導；只有擁有強烈階級意識、集體主義觀念、科學的遠見、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工人才能領導農民，幫助他們克服自身的落後和保守；工業會引導農業朝著機械化生產和科學管理的方向發展，為現代化、集體化以及社會主義的發展提供必要的技術和物質基礎。但城鄉之間的新關系並不包括“發展農村手工業和使農村城市化”以及“在城市中修建花園和讓城市田園化”這種“誘人但無用”的目標。[126]

出於所有這些原因，工業建設成為黨的城市工作的核心任務。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今後，城市工作的重心將是恢復和發展生產，主要發展工業生產，同時也兼顧公有企業生產、私營企業生產以及手工業生產。城市工作所有其他任務，例如政治權利的建設、黨的組織工作、工會組織、群眾組織、治安、文化、教育以及宣傳，都要圍繞工業生產這個核心任務進行。最後，毛澤東號召全體黨員盡最大努力學習工業生產、商業以及銀行業的技術和管理方法。[127]

由於確立了新的城市工作方向以及本身的經驗不足，中國共產黨開始越來越多地把蘇聯經驗作為指導，盡管他們承認，在經濟發展水平和革命策略上，中蘇之間是存在很大區別的。這一時期，共產黨借鑒的蘇聯經驗包括：進行科學管理和規劃、工業管理中采用責任制、計算勞動報酬的方法、工人保險制度、勞動競賽運動、工會工作以及以重工業為主的經濟投資戰略。

1948年底，根據新的城市政策，東北一個老解放區的負責人提出了1949年的具體工作任務。首先，工業建設要求制定一個整體經濟計劃，該計劃的重點是立刻恢復重工業生產，特別是鋼鐵、機械制造和電力行業。它還要求發展相關的鐵路運輸、農業生產、金融和貿易。為了制定和實施這一計劃，要求所有黨員加深對行政協調、部分服從整體、落後服從先進等概念的理解。

其次，共產黨研究了蘇聯過去30年的經驗，大力宣傳經濟建設計劃，向幹部和群眾解釋新的經濟任務，對錯誤思想和疑慮進行批評。黨員們必須記住，工人運動、青年工作、群眾組織等工作都必須為經濟建設這一中心任務服務。

第三，黨必須給予工人更多的關注，確保他們拿到較為合理的工資，並盡量減少通貨膨脹對他們的影響。但工人運動絕不能幹擾經濟建設和生產計劃的實施。大批幹部被派遣到工人中間，進行工會和黨的組織工作，協助工廠管理人員和工人代表委員會，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民主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