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村到城市：1949年的中國共產黨（第3/9頁）

最後，該負責人要求，在農村，地方黨機構必須成立供銷合作社。他指出，在城市引導農村的總體框架下，這些合作社是連接城市國有經濟和農村小生產者的最理想的經濟結構。它們的功能是，向農村地區提供布、鹽、油、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同時購買農民的農產品。[128]

然而，最大的問題仍然是缺乏有城市工作經驗、能夠有效實施黨的城市政策的幹部。1948年夏天，全國第六屆勞動大會決議對一些幹部“無紀律”和“不理性”的做法提出了批評，而導致這一狀況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合格的幹部。官方聲明譴責了幹部的農村遊擊隊思維和他們在城市裏照搬農村的工作作風的做法。根據前文的描述，在東北，無論在領導還是思想層面，共產黨都成功地將工作重心從農村轉移到了城市。但這一轉變並不徹底，而且就其效果而言，也並不那麽令人滿意。另一位作家評論道：

現在我們正從農村轉向城市，最大困難是一些長期在農村工作的人身上存在的落後、保守和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他們滿腦袋是農民意識，不能懂得城市能在革命事業中擔負的偉大領導作用……這些人大多數還習慣於手工業的生產方式，憑他們狹隘的遊擊經驗，他們不能系統地掌握城市工作方法。[129]

由於工作和生活環境的反差，進入城市後，一些幹部開始腐化。但最主要的問題仍然是幹部們缺少現代化城市，特別是工業部門的管理知識。幹部和黨員不具備系統規劃和工作的能力。他們不理解城市是一個集中和統一的整體。他們的工作方式仍然和農村一樣，分散、不協調、零散。

在這些不足得到彌補之前，許多工廠的生產已經受到嚴重影響。例如，由於暫時缺乏棉紗，沈陽北關區一名幹部下令關閉一家紡織廠。工廠被用來制作豆腐和停放人力車。在戰爭時期的農村，這種隨機應變的處置方式或許是十分必要的，但對於城市產業的長遠發展，這種做法卻是不利的。

另一個例子是張進新（音），張同志負責管理沈陽市一家年產量數千噸的鑄銅廠。張對於技術知識幾乎一無所知，他停止了對冶煉爐的日常檢查和維修，聲稱它們不會出現任何問題。結果，兩台主要的冶煉爐發生了故障，導致了全廠停工。張在沒有進行任何調查的情況下向工業部門上交了一份簡單的報告。[130]

在共產黨占領西安後，由於擔心手工業工人失業，負責工業工作的幹部有意不讓某些機械工廠恢復生產和運營。在一些地方，幹部不允許婦女進入工廠工作，而是將大量棉花分發給她們，讓她們在家裏使用手工操作的紗錠工作。結果，許多紡織廠由於缺乏棉花無法滿負荷生產。在東北，工會領導甚至發布了關於如何收費的專門指令。因為許多來自農村的幹部似乎並不了解收費的重要性，他們甚至不會開發票和記賬。[131]

哈爾濱、吉林以及安東的幹部同樣受到了批評，他們沒有系統地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力。無論是組織工作，還是教育工作，他們都停留在街道的水平上。[132]最初，解放區城市的行政結構分為三層：市、區、街道。1949年6月22日，天津市對這種城市管理方法提出批評，並正式廢除了這一系統。新華社的社論也指出，這種行政結構是試圖將農村的縣、區、村三級政治結構照搬到城市中來。在農村地區，經濟和人口的分布是分散的，不像城市那樣集中。因此，區和街道政府無法有效地管理城市的工廠、銀行、學校和其他機構。這種政治權力的分散造成了許多城市的“無政府狀態”，致使市政府無法有效貫徹黨的城市政策。因此，社論認為，城市政府應擁有完全的決策權，具體政策應由市政府各個部門直接實施。[133]

在天津，召開了一次由市、區、街道幹部參加的會議，這次會議取消了區和街道一級的政治機構。市政府秘書對與會幹部的缺乏紀律提出了批評。他指出，區和街道的政治工作過於冗繁。這些機構取消之後，原來由它們處理的所有教育、宣傳、文化、組織、公眾衛生、治安、戶口登記、工商業和合作社的管理，都集中交由市政府下屬的各局管理。[134]

在黨正式宣布，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之後，立刻出現了第二個問題。這一聲明使黨在農村的許多領導和幹部——尤其是後者，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從北方城市來到農村的知識青年[135]——明顯有了這樣一種感覺，即他們已經無須再做任何農村工作了。突然之間，所有人都希望到城鎮去，並且留在那裏。有時，大批幹部集中到一個甚至沒有多少工業、毫不重要的小鎮子，而周圍的村莊還有許多土匪、殘余地主勢力在制造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