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村到城市：1949年的中國共產黨（第4/9頁）

當林彪的部隊到達華中時，這一問題變得愈發明顯了，終於引起了共產黨的重視。共產黨提醒各地的負責人，只有徹底完成農村的改革之後，城市才能“領導”農村。林彪在《華中局今後工作方針的報告》中指出，在東北和華北，土地改革已經順利完成，農村地區普遍成立了人民政府，這為共產黨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創造了必要條件。在這些任務尚未完成的其他地方，當地政府決不能忽視農村工作。林彪認為，當前在華中的工作重心仍然是農村。“黨的所有組織、宣傳、教育和政府工作必須圍繞這個重心，”林寫道，“黨的目標並不是留在城市，而是堅定地以農村為中心。”[136]

盡管缺乏城市管理和工業發展方面的經驗，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人已經成功地解決了一些最基本的城市問題。和南京政府不同，中國共產黨發展出了一種合理、有效、部分借鑒蘇聯經驗的工人政策。該政策主要依靠社會風氣、樹立典型和物質獎勵來提高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共產黨制定了一系列具體條款，以保證工人的基本生活水平，但並不贊同工人提出的可能嚴重影響生產和經濟增長的要求。共產黨試圖利用民營企業家的經驗和資本，他們希望通過這種工人政策消除民營企業家的疑慮。這一努力始終沒有完全成功過。但在1950年初，高崗自豪地宣稱，在東北的第一年，共產黨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根據高崗的說法，政府為所有公有企業制定了生產計劃。所有重要行業都超額完成了規定的生產計劃，盡管這些行業的平均產量只相當於1943年（當時還是日占時期）的1/3左右。這些行業包括鋼鐵、銅、煤炭、電力、機械制造。同時完成的還有鐵路運輸計劃。沒有完成生產計劃的行業包括農業、棉紡、織布、造紙這類輕工業。

私營企業同樣得到了恢復。高崗聲稱，從1949年6月至12月，沈陽私營企業的數量增加了23%，受雇於私營企業的工人增加了18%。1948年，在東北，共產黨控制地區的物價上漲了8倍，但在1949年，上漲的幅度僅為80%。由於物價的穩定，勞動保險制度以及工人醫療福利制度的建立，工人的實際收入增加了。農民的負擔也大大地減輕了。1948年，農業總產量的23%上交給了政府，到1949年，這一比例下降到了20%。

高崗這樣總結了這些成果的重要意義：

過去的一年已經證明了我們黨不僅善於發動群眾進行土改和革命戰爭……也能夠領導人民去建立一個新中國，管理好經濟建設工作。這項工作還只是剛剛開始，但它已經成為現實，並且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現代化和經濟建設對於我們來說是一件全新的、困難的事情。在過去一年裏，我們黨的工作中心已經從戰爭和土地改革轉到了經濟建設上來，我們黨已經培養並派遣了數千名幹部直接參加經濟建設工作。這些幹部已經取得了管理經濟和城市的書本知識，現在，他們正在實踐中學習。他們現在處於認識新事物的第一個階段，他們正開始能夠做他們過去所不能做的事情。我們過去學會了土改和打仗，現在，用同樣的方式，也可以學習並學會經濟建設這項新工作。[137]

中國共產黨1949年城市政策的許多內容，後來（特別是中蘇關系破裂之後）要麽被取消，要麽經歷了修改。但共產黨城市政策最根本的概念“城市領導農村”，直到20世紀60年代都沒有發生變化。在“文化大革命”中，重視城市發展而忽視農村，成了劉少奇眾多罪名中的一項。“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出現了一股反“城市暴政”的思潮，許多中國人對西方和蘇聯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特點表示厭惡。一位官員甚至對外國遊客說“我們正試圖將農村城市化，讓城市田園化”。[138]這恰恰是一個共產黨人在1949年認為“誘人但無用”的概念。

[1]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363頁（第1427頁）。

[2]據一位美國外交官說，他的上海同事普遍抱有這樣的看法。持類似觀點的有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裴斐（Nathaniel Peffer）、經濟學家陳翰笙、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以及美國駐北平總領事（他引用的是來自共產黨方面的傳言）。見美國國務院編：《美國的外交關系》（1947年，中國遠東卷），第46—47、161、220頁。

[3]《解放區兩年發展統計》，載於新華社編《人民解放戰爭兩周年總結和第三年的任務》，第49—50頁。想要總覽1946年7月到1947年底這段時間內攻取和丟失的城市，見《1948年手冊》甲卷，第33—35頁。

[4]除了大城市，很難找到20世紀40年代的人口統計。以下是1948年年中中國共產黨占據的絕大部分大城市的人口數據（包括1946年失守的威海衛）。原始資料來自：（1）《東方年鑒》，1942年，第508頁；（2）《中國手冊》，1950年，頁碼已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