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村到城市：1949年的中國共產黨（第5/9頁）

[5]上海《大公報》，1946年3月7日。

[6]《繁榮、和平：張家口在共產黨占領後》，見《中國周報》，1946年3月30日，第102頁；新華社延安電，1946年6月16日。

[7]《中國周報》，1946年3月30日，第102頁。引自張家口行政委員會主任宋劭文。

[8]張家口《晉察冀日報》，1946年1月14日。

[9]《天津導報》（親共報紙），1945年11月8日。

[10]保甲系統是一種中國傳統的地方組織和控制制度。國民黨重新啟用了這種制度，而日本人發展了這一制度。在日本統治下，十戶家庭組成一個“排”，十個排組成一個“甲”，十個甲組成一個“保”。見弗蘭茨·舒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結構》，第369頁。

[11]肖明：《張家口全市工人首屆代表大會的報告》，見《張家口全市工人首屆代表大會》，第11頁。肖是張家口總工會籌備委員會主任。

[12]新華社北平電，1946年4月30日。

[13]第七章曾探討過這個話題，1946年5月4日土改指示在第八條中對城鄉情況進行了區分（參見此處）。冀魯豫黨委指示號召對地主在鄉下所有的工商業企業進行清算和合作管理（參見此處和參見此處）。任弼時（參見此處）指出了瓜分農村商業資產的自殺性後果。柯魯克夫婦在《十裏店：一個中國村莊的革命》的第112—113頁提到縣鎮中對地主所有工商業財產的沒收。柯魯克夫婦（《十裏店》，第138—143頁）和韓丁（《翻身》，第154—155頁）還提到了土改後在村一級合作管理企業。關於城市清算的更多內容列在後面。

[14]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353頁（第678—679頁）。

[15]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287頁（第1080—1082頁）。

[16]延安新華社，1946年6月16日。

[17]肖明：第10頁（參見此處）。

[18]《張家口市總工會組織章程》第二部分第3條，載於《張家口全市工人首屆代表大會》，第12頁。個別的工廠和企業的工會根據地區組成區工會。

[19]肖明，第10頁（參見此處）。

[20]《關於張家口宣化公營工廠工人工資的標準》，載於晉察冀片區行政委員會編：《晉察冀法令匯編》，第129—130頁。

[21]上海《大公報》，1946年3月7日。

[22]晉察冀邊區總工會工人報社編：《晉察冀邊區工人五一紀念畫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明日中國》，第65—66頁。

[23]延安新華社，1946年8月28日。

[24]斯特朗：《明日中國》，第67頁。

[25]延安新華社，1946年6月9日。

[26]《張家口全市工人首屆代表大會議案》，來自《張家口全市工人首屆代表大會》，第15、19頁。

[27]《張家口全市工人首屆代表大會》，第19頁。

[28]延安新華社，1946年9月3日。

[29]總工會提倡行政和工會幹部在所有公營工廠內組織管理委員會，在這些工廠中工人數多於管理人員數。在私營企業，需要召開會議，使工人熟悉生產和管理狀況。參見此處。

[30]肖明，第10頁（參見此處）。

[31]延安新華社，1946年6月7日、6月9日。

[32]肖明，第10—11頁（參見此處）；見《晉察冀邊區工人五一紀念畫冊》（參見此處）。

[33]延安新華社，1946年6月16日。

[34]張家口《晉察冀日報》，1946年1月26日，（《中國新聞評論》，北平—天津，2月9日）

[35]同上，1946年1月10日。

[36]張家口《晉察冀日報》，1946年1月10日。

[37]張家口《晉察冀日報》，1946年8月5日；延安新華社，1946年8月11日。

[38]延安新華社，1946年5月11日；延安新華社，1946年6月6日。

[39]延安新華社，1946年9月3日。

[40]延安新華社，1946年7月22日。

[41]延安新華社，1946年6月9日和7月30日。

[42]北平《解放日報》，1946年5月7日；張家口《晉察冀日報》，1946年1月9日。

[43]延安新華社，1946年9月3日。

[44]該項目的改造對象一般被稱為“流氓”，這個詞用來指代幫派匪徒、小偷、吸毒者等等。1937年，延安約有500個這樣的流氓。到了1945年，農村地區的大多數流氓據說改造完畢，已在從事生產性工作——城市的流氓改造完畢要等到下一年。村莊裏還有一類人被稱為“二流子”，指的是遊手好閑者和無所事事傳播閑言碎語的人，他們中最惡劣的還會小偷小摸。對待這個群體的辦法沒有那麽嚴厲，主要依靠蔑視、嘲笑、鬥爭和道德規勸等社會壓力。見力耕：《解放區的生產運動》，第20—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