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和金融（第2/7頁）

每個城市在接收後的幾個月內，商人和實業家，特別是前者，還成為沉重的累進稅的主要對象。法令寫得很清楚，讓人沒有空子可鉆。很多人抗議，但是共產黨很堅決。他們宣稱在過去，農民承受著戰爭主要的開支，現在城市也必須做出貢獻。然而，農村還是繼續貢獻著它那一份，稅率在新解放區定在收成的13%，老解放區定在20%。

最後，為了阻止商人的囤積居奇和價格操縱——這些曾經在國民黨經濟中給城市消費者增加了困苦——新政權試圖確保政府控制的生產區穩定供應必需商品。除了對一些必需品的定量供應之外，新的市政府還囤積基礎必需品，如大米、小米、鹽、油和煤。當價格顯示強烈波動的時候，將它們投放市場以穩定價格。[38]這是通過市貿易公司來完成的，而市貿易公司是政府大區貿易機構網絡的一部分。它們還從事常規的零售以及負責向消費者合作社提供貨品。

例如，在2月的最後一個星期，華北貿易公司開始在北平出售糧食、煤和布，價格稍低於市價。貿易公司開起了它自己的門市部，還委托一些私營商人以固定的價格出售國家供給的商品。允許商人繼續以市價出售他們自己的商品。[39]然而事實證明，私人代理系統並不讓人滿意，因此國家貿易公司越來越依靠消費者合作社，將它作為政府供應商品的專營店。雖然這些合作社的質量總是被報紙詬病，它們的數量卻在迅速增長著。它們的組織方式像老解放區一樣，面向個別工廠、作坊、政府機關等的雇員，對外人或普通大眾不開放。[40]

因此一解放，共產黨就在經濟、金融和貨幣政策領域內做了，或至少嘗試去做一些事情。國民黨在接收淪陷區時因為忽略沒做而遭到批評的事不外乎這些。到了1949年，共產黨保衛城市經濟基礎設施的努力似乎達到了想要的結果。基本的設施，包括交通和通訊，在戰鬥結束之後都盡可能快地恢復了。貨幣置換過程做得幹脆利索，新的當權者立即開始對造成通貨膨脹壓力的幾個源頭進行控制。轉換成新貨幣之後，所有在形式上構成競爭的兌換都被禁止了。通過逮捕主犯、定下相當現實的匯率以及為公眾提供一種替代的投資方式，買賣金銀和外匯的黑市得到控制。另外，共產黨開始收稅，對一些必需商品開始了定量供應，並采取措施使得必需商品穩定地流入城市，以控制的價格出售。

經濟馬上對這些努力做出反應，但是反應不明顯，並且不均衡。在共產黨統治的前幾個月，物價繼續上漲，但比國民黨統治的最後幾個月的增長率要小。[41]在天津，1949年1月25日到8月23日之間，批發價格的平均周增長率在11.38%，而工人生活花費的平均周增長率在9.51%。國民黨在天津統治的最後月份，1948年8月24日到1949年1月11日，相應的數據分別為26.03%到31.2%。[42]然而在解放後的一個月內，上海的食物價格猛漲，天津的情況也是一樣。據記載，上海的米價增長了6倍，一個商品儲蓄單位的價格從100元人民幣上升到7月19日的894元人民幣，在8月1日上漲到967元人民幣。[43]

勞工的持續騷動

雖然官方強調工商業的復興，發生的擾亂卻常常抵消掉那些能有效減輕通貨膨脹壓力的努力。天津當局宣稱到了1949年2月中，約有90%的城市的企業重新開門。[44]但是接下來的報道顯示它們很難繼續開下去。

下面是除了生產成本的繼續上升外的又一現狀，生產成本的上升也加劇了以下狀況——在共產黨管理下激增的勞資糾紛為工商業拋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這些糾紛與1945年發生在張家口，後來發生在東北各城市的糾紛形式相同。新的當權者，要麽因為不願意，要麽因為無能為力采取其他做法，任憑工人的騷動持續了幾個月。在此期間，工人要求提高工資、發放生活津貼、增加遣散費和更好的待遇。這就是在1949年春天被占領的城市的情況，一整年前，黨的領導第一次將相同的勞工騷動斥為“左”傾錯誤。

在共產黨進城後不久，華北總工會籌備委員會天津辦公室開辦了一個工人咨詢辦公室。到2月初，辦公室回復了2000多條問詢，很多都是關於工資報酬以及勞資雙方發生糾紛時資方的權利問題。[45]給出什麽樣的回答沒有公開。但是這些和其他相關類型的勞資糾紛在接下來兩個月有所增加。3月的某星期，新華社稱6家私有的天津工廠在接受工人的要求改善了工作條件後，生產力得到了提升。[46]恰恰在同一個星期，一家當地報紙報道由於勞資糾紛和勞動力成本的增長，關閉企業的數量在增加。[47]該報道由中國人民銀行經濟顧問千家駒執筆。他後來寫到，一些天津的企業家依靠逐漸變賣他們的工業資產以滿足工人對於漲薪的要求。[48]